12月13日，南京的血与火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日军严密封锁了日军对城内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了大部分对外通讯，同时刻意掩盖暴行，导致即时信息难以传出。

莫说是陈怀民这样的基层军官，便是志航大队的大队长李桂丹都得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只是依据日寇一贯的作风，以及在淞沪会战后，一路上在镇江等地的劫掠、屠杀劣迹，军中有猜测日军可能在屠杀南京保卫战的中国战俘，以及劫掠普通南京市民。

每次开会的时候，陈怀民都挂念前线的情况。

巴清正与吴鼎臣只当他是伤感、怀念镇江老家。

毕竟镇江本来与南京距离就近，又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苏省会，必然被日寇蹂躏得很惨。

陈怀民担心家乡父老，也是正常，两人也不好多劝什么。

直到有一天，李桂丹取来一封军中的绝密文件，是宋美龄女士要求交办的事情。

陈怀民看到之后，才终于释怀地笑了起来。

“淞沪抗战，女童子军杨惠敏为八百壮士献旗有功，壮我国威，现遭日寇通缉。着令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保护其人身安全，务必确保其平安到达武汉，此事由第二处戴笠处长具体负责。”

虽然戴笠在军中毁誉参半，但做事一向稳健，杨惠敏能够得到宋美龄女士的重视，想来平安脱线并非难事。

陈怀民凑上前，还想再看一眼，李桂丹已是把手里的文件本“啪”地一声合了起来。

他笑着打趣道：“还想看呢？”

“这是绝密文件，哪里是你个少尉能看的？”

“给你看就已经是违反纪律了！”

李桂丹合上文件本，压在手底下，笑着说：“想看？多上天打鬼子吧！”

“等你到我这个级别，就可以看了！”

陈怀民正色说道：“大队长，那我不看了！”

李桂丹微微一愣，陈怀民笑着说：“等抗战胜利了，我们打跑了鬼子……”

“一起看！”

……

但很快，就又有噩耗从杭州传来。

12月23日，为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南下，镇江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奉命含泪炸毁仅通车 89天的钱塘江大桥。

但这样悲壮的牺牲，并没有阻挡日军攻占杭州的脚步。

12月 24日，日军从武林门、清泰门、凤山门攻入市区，杭州正式沦陷。

但至少，陈怀民从报纸与军方的汇报上，没看到杭州出现南京沦陷前的乱象。

虽然西湖美景都落入了日寇之手，但至少没有出现南京那样的巨大惨剧。

好在从淞沪抗战失利时，杭州各界就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这一点无论从官方与民间的报道都可以看出来。

尤其是浙江大学，日军从杭州湾登陆，逼近杭州时，浙大校园就遭日军飞机轰炸，实验设备与图书馆藏书受损。

校长竺可桢主持紧急校务会议，决定“以保全师生与图书仪器为第一要务”，分三批撤离杭州。

首批师生携带重要仪器、图书，乘火车沿浙赣线南下，11月 10日就抵达浙江建德县，之后杭州沦陷，建德也不再安全，浙大师生又向江西转移。

至于王璐璐，她在这一批师生当中，还是跟他父亲已先行转移，就不得而知了。

杭州医院一别，陈怀民竟再没能有机会遇到王璐璐。

之后，他在南京上空九死一生，迫降逃生。

虽然才过去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却仿若隔世一般。

深秋之后就是腊月，橘子也越发甜了。

陈怀民有时会拿起一颗橘子，剥开一瓣，放进嘴里。

他感受着一丝冰凉的清甜，有时也会想起那个在病床旁边为他剥橘子的姑娘。

那姑娘有时穿着洁白的护士服，手里托着不锈钢银盘，里面装着纱布与酒精。

有时候又穿着蓝白色的改良旗袍校服，腿上放着没看完的书本。

但身在这人命如草芥的乱世，万般不由己，能够活着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相隔千里的人，哪怕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

因为陈怀民早早劝说父亲陈子祥搬家，陈家并没有亲人死于这一场滔天的战火。

陈子祥一家寄住在汉口前花楼笃安里，这是汉口的繁华所在，商铺林立，哪怕兵荒马乱，依旧有一丝太平盛世的遗韵。

汉口街头的卖花女都唱道：“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陈子祥租住的房子就在笃安里的10号，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算是陈家人的居所。

除大姐陈淑文跟蔡夫人到浙江老家避难之外，家里的其他人都到了武汉的汉口。

吴夫人与大哥陈天和、魏夫人与小妹陈淑芳、弟弟陈天培都在。

甚至连大妹陈淑贞也因为国民政府首都暂时搬到了武汉，她在中央警官学院时因为表现优异，被选为宋美龄女士的警卫，罕见地能住到家里了。

一家人都住在了二层小楼里，楼上楼下住满了人。

虽然比起镇江时住在白莲巷里的陈家大院狭小了不知多少，但比起逃难到汉口，露宿街头的人家，陈家算是非常好的了。

但随着大量来自沪宁杭的难民涌入武汉，粮食也成了巨大的问题。

3个月不到，超过 30万来自沪宁杭的难民涌入武汉，城市人口从80万激增至110万。

黑市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汉口江汉关附近的米店出现“一日三价“的奇观，最高时每石米价突破 40元，武汉的米价三个月涨了接近三倍。

哪怕陈子祥小有积蓄，陈怀民也把工资寄回去补贴家用，依旧只能勉强保持温饱。

陈怀民也知道家里人多，房子窄小，米价又贵，他便都住在汉口机场的宿舍里，吃机场的食堂。

虽然陆军很多部队因为粮价上涨出现了吃不饱的情况，但空军作为高技术兵种，暂时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很快，陈怀民就在汉口机场见到了一个熟人。

苏联教官舒斯特尔，这一次，他是以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身份出现的。

与他一起在1月5日达武汉的还有一百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还有足足 60 架伊—15 战斗机。

在喜与忧的混乱漩涡之中，1938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