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元宵节的爆竹声断断续续传来，使原本严肃的办公室，也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突然，洪阳镇供销社的蒋主任一头闯了进来，进门就说：“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钱被骗了！吴法官，你可要帮帮我，帮帮我！”他黑黝黝的脸上紧张焦躁，近视镜下的小眼睛急切地瞪着我。

“什么被骗了？慢慢说。”我示意他坐下。

“45万元摩托车款在重庆被骗，我没法交代了。”他还是站在原地双手情不自禁地甩了几下。

45万被骗？我的心理也“咯噔”了一下。这年月一个机关干部全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是一二千元，如此巨款被骗，谁能不急？

我认识他已有一段时间了，别看他今年才四十五六岁，个头不到一米七，平时脚上总是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地道的农民模样。但他在当地是个知名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洪阳供销社一直是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从来没有货款纠纷，他个人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这次怎么回事呢？

我让他坐下，为他倒了一杯水。

“哎呀！别提了，真是倒霉，谁想到供销社还会骗人！”他这个急性子，没头没脑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还有谁？重庆的欢山供销社，居然让人承包了，承包人是个骗子，拿着钱跑了。”他一脸的气愤与不解。

“我请求你们赶快立案，马上派人去重庆，现在只有你们法院才能帮我了！”他诚恳、焦急，目光中透着期盼。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十一月，他想在常州地区扛起一面销售摩托车的大旗，摩托车公司成立后，他特地挑选了以韩经理为首的两位部门经理赶赴重庆采购摩托车。他俩到山城后不负众望，没几天就与欢山供销社的徐开清经理订了75辆80型“雅马哈”摩托车，对方又亲自带着他们到仓库看了崭新的摩托车，两位经理高兴的当即付了定金5000元，当对方供销社鲜红的合同专用章盖在合同上后，韩经理就迫不及待地向千里之外的蒋主任打来了报喜的电话，庆幸自己的初战告捷。

次日，蒋主任以最快的速度将45万元摩托车款汇到了欢山供销社的指定账户，而且比合同上约定的总货款43万多汇了2万元。他把韩经理在重庆的日常开销费用也汇在了一起。

谁知，1992年11月16日汇出的45万元到欢山供销社账上后，悲剧发生了。除了韩经理当时在徐经理处拿了两千元现金维持生活外，其余的44.8万元货款全部被徐开清骗走了。

据说徐开清携款300多万元潜逃。

蒋主任一边讲，我一边看着他提供的合同与汇款单。从合同的形式上看，无任何问题，该有的条款都具备，合同还约定交货地点：到站常州站，款到五天内发货。这说明常州有管辖权。

“为何没拿到摩托车？你们不是看到车后才付款的吗？”我不解地问。

“别提了，韩经理被他们骗了，是徐开清带着韩经理到别人的仓库看的货，看车后的第二天车就被别人提走了。”

当两位经理知道真相时，吓得差点瘫了下来。他们恍然大悟，怪不得供销社在山上，而摩托车的仓库在山下。他们缓过神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找供销社，找徐经理。他们跌跌撞撞租车翻山越岭赶到山上，找到供销社赵主任，而他一无所知。

“合同上的公章又是怎么回事？”我继续问。

“我们也是问了赵主任才知道，是承包人徐经理盖的。”

我不解地问：“供销社毕竟是集体企业，难道你没有与他们联系一下？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承包人不还款或跑了就应该由发包方来偿还。”

“别提了，这一个月里，长途电话就打了上百个，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我还亲自赶到重庆，在重庆一待就是十几天，但还是没有见到一辆车，没拿到一分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又与他们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可协议到期又未拿到一分钱、一辆车！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不守信用的供销社。”他无奈地摇着头。

他递上协议的手在微微颤抖。

“乙方（欢山供销社）于1992年12月28日前退款或发货，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洪阳供销社）自负；1992年12月28日前不能履行则最迟不得超过1993年2月5日前退款或发货，在此期间的利息及差旅费由乙方负担；1993年2月5日前仍不能退款或发货，则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负担。”

如此协议对欢山供销社是比较有利的。

“当初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供销社已经分解成几十个部门分别发包给了几十个承包人，他们一年交供销社的全部上缴款是2万元，这些钱维持供销社的日常开支都很艰难。”他焦虑地介绍着情况。

蒋主任不无沮丧地继续说：“要是知道他们的供销社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不拿到摩托车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钱汇给他们的。”看来，蒋主任是上了“供销社”的当了。他是以自己供销社的信誉与操作方式来度量对方与自己一样，才会毫无顾忌放心大胆地汇款。

44.8万元加催款费用１万多元，洪阳供销社的直接损失已是46万多。徐开清如果真骗了300多万元逃跑了，欢山供销社一年只有2万元上交款收入，那么，他们怎么还？其他承包人是否也有问题？这样的案件，就是法院处理也不能达到原告想要的结果，诈骗案件应该由公安处理。

“不行！不行！”蒋主任急了，他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作为单位领导，他要的是摩托车或是货款，而不是谁去吃官司，即使把徐经理抓起来，还是拿不到货款，这不是他的目的。何况双方还订有书面合同，对方供销社又承认，这种经济纠纷，公安一般也不会立案。

蒋主任当即提交了诉状与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恳求法院即刻赴山城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情况紧急，这个案件超过了武进法院30万元的级别管辖，向领导汇报后当即以调解中心立了案。

现在，全国法院都在强调民事调解原则，纷纷设立调解中心，把简易的或超标的案件在调解中心立案，这样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增加了诉讼费。同时规定，调解中心立案的案件只能在一个月内调解结案，否则必须转入正式诉讼程序。

但是，如果我们赶到山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或不愿意调解，那么，该案就须移送常州中院或请求中院指定我院管辖。或者就是调解了，被告没有钱也没有车怎么办？这势必又要损失一笔费用。

道理已讲清楚，蒋主任还是主意不变。因为他明白，不去重庆，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回，要是去了，或许可以收回这笔货款。

于是，姜庭长将此案交我具体承办，立刻准备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