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宋院长带上丁主任、林庭长他们去了桃县法院，还去了政法委、人大等部门，不但法警不能拘留，而且还要当地法院继续配合我们法院的执行。法警这一枪虽然有点鲁莽，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意外的一枪，也许人员的伤亡还要大，事情闹得还要不可收拾，现在毕竟没有造成对方什么身体伤害。

中午，宋院长考虑到我尚未痊愈的身体和我家中才十几个月大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已执行到的货款及毛线卖掉的货款已有35700多元，加上原告自己到客户厂里收回的货款，一共有10多万元现金，如此简陋的房间难保这些巨款的安全，他决定让我和钱科长押送巨款先回常州。

10多万元的现金是多少哇！那是我要不吃不喝连续干100多年才能挣到的钱啊！

把所有的钱倒在床上，看着小山似的一大堆5元的、10元的、甚至还有1元、2元的钞票，我简直无法下手。我和钱科长两人，认认真真地数了起来。数满100张就用橡皮筋扎成一捆，再把十捆放在一起扎成一大捆，这一大捆再用旧报纸包好，在上面写上金额，我们就这样数啊扎啊包啊！手酸了、腰疼了，整整半天时间，床上的一大堆钞票变成了一捆捆整齐的用报纸叠成的“方砖”。

我拿起蛇皮袋撑开袋口，让钱科长把这一块块“方砖”放进袋里，一层层、一排排一直到袋口。我们怕特殊的方砖映到外面让人看出端倪，又在外面套了一个米袋。一切搞定，来时的一袋大米，现在已变成了鼓鼓囊囊一大袋巨款，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空前。我傻傻地想着：要是我们法官不用一百多年也能挣这么多钱，该有多好啊！到那时，出差即使财务上不报销，难道还要这样吃原告的吗？还要被骂得没一点法官的尊严骂？不会！起码我绝对不会！

明天就要回去了，即将回去见到儿子的喜悦已被这袋巨款吓退了一大半，但我毕竟可以回去了。

带点什么礼物回去呢？大家一致认为带点肉回去以示节日的问候。于是，我们来到了招待所西边不远处的露天菜场，各自挑选了猪排和牛肉，每人十多斤。这里的猪肉一斤要便宜一毛多，牛肉更是便宜好几毛，只要花点力气带到家，不但给亲人一点关怀，还无形中“赚”了几元钱。

27日拂晓，黑夜与黎明正在悄悄交替的时候，我们起来了，林庭长和赵法警、刘科长和薛供销帮我们背着巨款和行李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共同生活了半个月的招待所，朝桃县车站走去。

黎明前的空气是清新的，原本尘土飞扬的黄土地被寒冷的西北风刮得盖上了层层薄冰，使土地变得硬邦邦的。土坯房上的点点白雪，使没有一点绿色的县城增添了几许轻柔与妩媚。

我们在晨曦中，在这两间平房的车站土场上，一一握手告别。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又感受到了我们六个人刚来时的那种感觉。就像这点点轻柔的白雪，使我们与原告之间封冻僵硬的关系顷刻调和了许多。

汽车慢慢离开了小小的车站，离开了桃县县城，离开了看似平静的茫茫田野。越看，我的心情越沉重。我是踏上了回家的路，可案件还没有办完，宋院长他们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回去，事情闹到这个份上，这“钉子”还能拔得掉吗？

这里的贫困已唤醒了许多像侯厂长、向全生这样的人，他们为了美好的明天，有改变命运的勇气，有发财致富的胆量，更有创业的冲动。但是他们没有经营的能力，没有创业的经验，更没有合伙的心胸与涵养。一个企业的成功，仅靠胆量、冲动、热情与贷款是远远不够的。

中午，我们在沧州换乘火车。我背着几十斤肉，不！是林庭长他们给家人一份沉甸甸的节日礼物，是一份浓浓的心意，摇摇晃晃地和钱科长艰难地挤上挤下，艰难地通过检票口，艰难地挤进了拥挤的车厢。

我厚厚的棉大衣里，内衣完全湿了，额头上早已冒汗。钱科长也是大口喘气，头冒热汗。一袋沉沉的巨款已使他步履艰难，何况他也背了几十斤的特殊礼物！也许是因为还有三天就是元旦的缘故，车厢里别说是座位，就是座凳底下也躺着人，过道里连站都无法站稳。

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继续像蜗牛一样吃力地在过道里一点一点挪动着、挪动着，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我们“请让一让”“请让一让”的吆喝声中挤过人群，找到了乘警长。

我出示了执行公务证，明确告诉乘警长，请另一位服务员回避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他看了看我的执行公务证，又看到我穿着制服且满头大汗这么认真的样子，他就示意服务员离开。

她刚出去，我就将乘警长室的小门关上，指着钱科长身边鼓鼓囊囊的米袋压低了声音直接向他说明了来意。

当他得知是十几万元的现金后，脸色顿时变了，感到责任重大，他当即同意为我们落实两张上铺以确保巨款的安全，同时我提醒他务必保密。

我们在乘警长的带领下继续拿着大包小包朝卧铺车厢挤去，又是一段艰难而又漫长的路。这是持久的超强度拼体力的活。当我们扛着巨款来到了卧铺车厢时，我累得几乎是瘫了下来，手都在发抖。好在乘警长没多久就帮我们落实到了两张面对面的上铺。在这年月，特别又是在新年来临之际，立刻落实两张卧铺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昨天宋院长他们来，也是在无法站立的车厢里一直站到后半夜才补到了一张卧铺票。此刻，我真感激这位乘警长，也感激这袋巨款。

自从我们爬上铺位后，钱科长就把这袋巨款当枕头，我俩就死死地守着，再也没有离开过，就连吃饭也是啃了几口我们自带的冷馒头，在这乱哄哄的车厢里，唯恐有什么闪失。

28日早晨五点多种，天还未亮，我们终于到了常州站。

出站口，原告厂里接应巨款的小伙子在向我们挥动着手臂。他上来帮我拿几十斤重的特殊礼物，而我随即帮钱科长搭起了这沉沉的米袋。当我与钱科长将这袋巨款抬到他们的汽车上后，他们就匆匆上了车，招呼也没打，汽车就消失在车站昏暗的灯光里。在寒冷的晨曦中，我仿佛隐约听到了钱科长飘出车窗外的一声“再见！”

我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默念着“再见”。我真不知道此刻的心情是完成了任务该高兴呢？还是失落，还是难受，一时难以辨别。

“哎？你到哪？坐我的车吧！”一位中年男子冲我叫着。我这才回神，我该回家了，对！回家！我急忙将重重的礼物使劲往三轮车上一放，催促他朝我家赶去，一刻不能停留。

回家的路是多么熟悉。在外已整整半个月，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了，我那迫不及待的心情此刻更是难以控制。尽管我很疲惫，感冒还未彻底痊愈，人也瘦了。可此时的我，精神实足地敲响了自家的大门，叫醒了还在熟睡中的丈夫。

当丈夫把门打开后，我忍不住直接向儿子的小床冲去。儿子被我吵醒了，他翻身坐了起来，一只小手扶着小床的栏杆，紫色与黑色相间的竖条纹绒线衣映衬着他红扑扑的脸蛋很是可爱，两只睡眼惺忪的眼睛在呆呆地看着我，他那样子仿佛不是在看妈妈，而是在看一个陌生的来客。他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梦梦，是妈妈回来了，快叫妈妈呀！”我急切地叫着。难道他不认识我了？要在平时，我的宝贝早就张开双手一边叫着“妈妈”一边向我扑来了。

“你不认识妈妈了？我是妈妈呀！”我不能忍受儿子这么长时间的发呆，我在催促他叫我的同时一直在拍着双手作出要抱他的动作。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明白过来了，突然“哇……”仰头大哭了起来，这“哇”的一声很长很长，真有一种伤心至极无法回过气来的那种伤感。我被他如此伤心的恸哭惊呆了。当他第二声“哇”的时候小手松开了栏杆，双手举起向我怀里扑来。我赶紧抱起了他。我的儿子，我的宝贝，是妈妈不好，是妈妈对不起你！儿子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不放，他怕一松手我又不见了。他把脸贴着我的脸，他的眼泪鼻涕尽情地与我的眼泪相溶在一起，我哄着他、哄着他，可他还是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泣不成声。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还是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他原本会讲几句简单的话，可现在，他哭得连“妈妈”都不会叫了，他用哭声来发泄着他的委屈，发泄着对我的不满。整整半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依偎在我的怀里，依偎在我已经半个多月没洗澡已发出臭味的怀里。我紧紧地抱着他，抱着他，让他的眼泪染湿我的脸、染湿我的衣服，让他的眼泪流进我酸酸的心里。

1990年元月6日，宋院长他们通过保定中院、人大、政法委等多种途径，在桃县法院的配合下，终于将鑫发染厂的“钉子”拔除，将被告的染缸进行了强制执行并就地处理完毕。

侯厂长妻子的眼睛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武进法院自然不会给她任何赔偿，拘留赵法警当然也不能成立。

桃县振兴染厂欠原告纺织机械厂货款一案，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于1990年3月28日进行了判决：被告给付原告货款58500元，承担银行利息12881.9元，两项共计71381.9元。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诉讼费2275元由被告负担。

如果被告不能按生效的判决书给付原告货款，那么，武进法院还将再赴河北执行，到时，等待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