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3日上午，瑟瑟的北风依然席卷着江南大地，法院一楼的办公室还是那么阴冷潮湿寒气逼人。十点多钟，头发花白的姜庭长来到了我的面前：“快回家收拾东西，下午三点的火车去河北桃县！”

这么急？才十几个月大的儿子怎么办？我有点不知所措。

带儿子的保姆因病在前几天刚回去，现在是临时找一位婆婆带着，上班前送去，下班后接回来。这次出差要处理三个案件，最快也要十天半月。年底是法院最忙的时候，我的律师丈夫也整天忙着出庭，我这一走，他一个大男人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孩子能行吗？孩子还太小，怎能长时间离开我？

我心里明白，要不是案件情况紧急，要不是年底工作忙实在抽不出人手，否则庭长不会派我出这趟差，而且是我这个经济庭的书记员与执行庭的林庭长和赵法警一起出差。

这次三个案件是同一原告，被告全部在河北桃县，都是欠原告的染缸货款。其中两件是去年被告拒不到庭的情况下，法官赶赴河北，在被告厂里调解结案的。在调解后的一年多来，被告分文未付，原告业务员多次不远千里上门要求被告按照调解协议付款，连厂门都进不去。就在两个月前，林庭长带着书记员与原告厂长亲赴河北，仅执行到1900元。另一案件的被告还扬言：要是再来，打断你们的腿！气焰很是嚣张。

为了节约原告去河北的开支，今天上午又收了原告一件案件，听说被告也早已渺无音讯。

在这年底原告急需付工人工资的关键时刻收不到一分钱，原告厂长怎能不急？

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儿子交给他爸。

电话告诉了丈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背起包就直奔孩子而去。

推开婆婆家的门，我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亲吻着他的小脸蛋，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我的突然到来，儿子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不放，他“妈妈”、“妈妈”叫个不停。亲热过后儿子转身向婆婆挥挥小手说：“婆婆再见！”然后就急着要我抱他回家。

儿子根本没有发现我的情绪变化，误以为是来领他回家了。我告诉他：妈妈还要上班，还不能回家。这下他不干了，哭着闹着要回家。他这一哭，把我本来就愧疚柔软的心更是哭碎了。我一边哄着他，一边给他讲妈妈要上班才能买好吃的大道理。

他根本不予理睬，就是要回家！

该是去火车站的时候了。可儿子还是哭着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的眼睛模糊了，哪怕多待一分钟也是好的

时间提醒我不能再停留，我只能狠心地把儿子往婆婆怀里一放，对她说：“婆婆，辛苦你了！”

顷刻间，儿子用力扭动着身体、张开双臂声嘶力竭地“妈妈……妈妈……”哭喊着向我扑来。

我的泪水潸然而下，冲出了婆婆家的大门，不敢回头，一口气朝楼下跑去，把儿子的哭叫声甩在了身后。

我急火火地赶到常州火车站，刚站定，我就看见远处穿着和我一样棉大衣戴着棉帽子的林庭长，他的旁边是穿着棕色仿皮夹克衫的赵法警，他俩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朝车站大门走来。

林庭长四十岁刚出头，浓眉圆眼，饱满的脸上络腮胡子密密麻麻，一米七的个子显得很壮实。他是部队营级干部，1982年转业到法院。

赵法警三十岁左右，也是复员军人。他的个子与林庭长差不多，但人明显瘦小。

年底这么忙的时候，执行庭长放下庭里的工作亲自带队北上，足见对案件的重视。他们两人还各自带了一支防身手枪。赵法警在拿行李的时候，枪壳几次从他的夹克衫下端露出，他都及时把它藏好。

没多久，车站广场上原告单位的两位科长摇摇晃晃也出现在了人群中。他俩抬着一包很重的行李，吃力地朝我们走来，另一位供销员提着几个行李大包紧随其后。

来到跟前才知道是一袋上百斤重的大米。看着气喘吁吁的两位科长，我有点纳闷，出差还带大米干吗呢？是送人还是自己吃？虽说现在我们口粮每月还是按计划发放粮票，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已不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买到定粮以外的“黑市米”了，无非是贵一点而已。

好奇心驱使我问那三十多岁长得挺结实的矮个子刘科长，他瞪着大大的眼睛与林庭长对视了一下，神秘兮兮地笑而不答。与其完全不同的是财务科长钱家福，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皙，文质彬彬，言语不多，像是个文弱书生。他们三人中，就薛民涛年龄最大，四十五岁左右，四方脸，胖墩墩的身材，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河北桃县几十万元的欠款都是他的客户，合同均由他签订，为此，厂长没少批评他。这次去河北，厂长下了很大的决心，若收款再不理想，影响了年底工人的工资，那么，他这个供销员是否还能继续留在厂里，就很难说了。

没多久，开始检票了，本来就不大的车站里一片混乱，人潮像是决堤的河水，向检票口涌去。这就苦了一高一矮的两位科长，他们两人双手抓着米袋，被汹涌的人流挤得左摆右晃难以前行。我们几个人背着行李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才通过了检票口，可他们两个却还被堵在拥挤的人流中。

终于看到他们涨红了脸歪歪扭扭地拥出了检票口。

火车徐徐开来，刚有点平静的站台上再一次躁动起来。大家都拎着大包小包拼命地往车上挤，大呼小叫有如鬼哭狼嚎。

按理我们是卧铺车厢，人人都有铺位，用不着这样拼命，可大家就是各不相让。两位科长抓着沉重的米带又被人撞来撞去无法上车。这车厢门太窄台阶又太高，直到最后，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上了车厢。刚上车，人还未站稳火车就缓缓地在轨道上滑行了。

真是好险！我的心在怦怦直跳。找到铺位，安顿好这袋大米，他俩在微笑，很随意地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这神情像是刚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似的，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们全神贯注这袋大米的时候火车已悄然离开了常州站，向我们的目的地驶去。

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了将近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中午，在河北沧州换乘了长途汽车奔向桃县。一路上最辛苦的就数扛这袋大米的两位科长，下火车，上汽车，他们像宝贝似的伺候着它。

我们换乘的长途汽车在华北平原上行驶着，坑坑洼洼的公路两旁是稀疏的白杨树，一个个挺着光溜溜的腰杆静静地被淹没在我们车身后浓浓的尘土中，一望无边的黄土地光秃秃的，显得是那样的寂静，看着这空旷的几乎可以用荒凉来形容的原野，我突然觉得，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工厂，到这样的地方来办案，会有怎样的效果？

太阳悄悄地向西天的地平线靠近，极目之处的晚霞映衬着空旷的原野更加静谧、更加莫测。

“前面就是桃县县城了。”突然，刘科长朝着窗外遥指着前方嚷嚷着。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在茫茫原野的中央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房子，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在安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汽车在城南百余米外的路边土场上停了下来，场边是两间简陋的土坯矮房子，车站周围还是看久了的黄土地。走出车外，寒风吹来，真的好冷！脚本来就冻得有点麻木，这时我趔趄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放眼看去，暮色苍茫中，北面百米外高低参差的矮平房大都是用土墙垒起，灰蒙蒙的一片，只有那家家户户房顶上的袅袅炊烟，在这严寒中有了几分活力，但也增添了几分神秘。

城里空荡荡的看不到行人。街不像街，路也不像路，街道两旁看不到商店，也看不到几间瓦房，没有一点绿色，更没有路灯，街道的土墙上随处可见张贴的花花绿绿的海报，显得乱七八糟。

这就是县城？说是小镇还有点夸大。尽管来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此情此景，还是很惊讶，还有十几天就要进入九十年代了，居然还是这般模样，让人难以置信。

薛民涛边走边介绍说：“我们住的招待所，是这里最好的旅店。”

我们拎着行李在这狭窄的街道上由东向西走着，两位科长扛着沉重的大米紧随其后吃力地走走停停。到了招待所门前，这才知道，坐落在十字路口的招待所的确是附近唯一的一幢二层平顶楼房。它坐北朝南，门前依然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街道，南北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东边与北边到处可见用黄泥巴垒起的大同小异的土坯房民居，南边沿街一排矮房子后面是一片原野，斜对面十字街口的百货公司也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平房，招待所向西二、三十米处就是天地相连的黄土地了。我不得不承认，这四五间朝南的用水泥粉刷的灰乎乎招待所在这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的确是鹤立鸡群了。

一进屋，一股浓浓的热乎乎的怪味扑鼻而来，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一盏光秃秃吊在半空中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一楼的厨房和餐厅很是冷清，地上乌黑油亮，桌椅黝黑破旧。沿着西墙而上到二楼客房，对着楼梯口放着一张旧桌子，算是服务台。中间是黑黑的走廊，南北才是房间。中间有一个男女公用的卫生间，南房间有四张床位，我住的朝北房间是三张简易的木板床，一张课桌似的台子下面是两只脸盆。刘科长突然瞪着他的大圆眼，嬉皮笑脸地告诉我们：这盆千万不能用来洗脸，早有人晚上把它当做小便盆了。

我不寒而栗！看着用水泥粉刷而成的灰蒙蒙空荡荡的房间，不免觉得有点冰凉凄惨的感觉。突然，我看到这房间的北墙木窗户上方有一根脏兮兮的绳子一直牵到了南墙门框上方的钉子上。心想：这就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衣柜了。看着这一切，我提醒自己，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别无选择！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一路奔波，从昨天到现在早饿坏了。放下行李就下楼吃晚饭。

我们的到来，使这个冷清清的食堂一下子增添了活力。没多久，馒头、窝窝头、生大葱、辣酱，还有每人一碗清汤端了上来。

这饭桌上长长的生大葱和辣酱，那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我拿了一个馒头，慢慢地啃了起来。

怎么不来碗米饭呢？我寻思着。

林庭长看着我，笑眯眯地说：“多吃点，看你瘦的，饿坏了回去我怎能向领导交代？向你儿子交代？”

他这么一说，饭桌上的话就多了，气氛也活跃了起来。

这时，刘科长突然冲着我“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同时从身上拿出了一袋我们常州的萝卜干往台上一甩。这一潇洒的举动，顿使我眼前一亮。这萝卜干在家乡是见惯的东西，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可此时此刻，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刘科长一边笑还一边邀功，是他预先打来了电话，否则就这样的晚饭也甭想吃上。

我恍然大悟，这旅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而且这里没有大米，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我们在家时每天必吃的米饭。

怪不得他们要扛着大米来出差！原来他们每次来都是这样。

“你以为我们傻啊！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要扛米来？不就是考虑你吃不惯？”刘科长神采飞扬。他还说：明天他们就去买煤油炉，到中午就可以吃到大米饭了。

我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对于从小吃大米饭长大的我来说，要是哪天不吃米饭，即使其他东西吃得最多，在心里总觉得那天就是没吃饭，肚子里总是觉得空空的。他们千里迢迢如此艰难地扛一袋大米来，真是难为他们了。

面对他的取笑，嘴上却不愿示弱：“大男人自己吃不惯还要顶着我们法官的名义，我们哪有这样娇气？如果是专为我准备的，好！今后你们可不许吃！”我这么一说，坏了，炸开锅了。

他们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笑着，说哪能行，怎能忍心看着美女法官孤孤单单？不管怎样也得陪着一起吃……

说着、说着，大葱裹着窝窝头的一顿晚饭，就这样在向往明天的大米饭中轻松愉快地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