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自己的伯伯，跟遗腹子差不多。以前，我们伏龙场的人习惯把父亲叫成伯伯，后来才慢慢改成爸爸。我出生于1944年农历三月，而我伯伯早在1943年底就被抓了壮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小时候，生产队里的那些调皮娃儿一提起他，总说：“你老汉儿肯定早就成炮灰了！”说完一阵嘻嘻哈哈之声。

我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叫岳玉梅，二姐叫岳玉竹。玉竹只比我大两岁，她对伯伯也莫得啥子印象。我伯伯被抓走时玉梅已有八岁，当她闻讯赶到村口时，只见粗麻绳串联捆绑着的一群男人正被驱赶上车，其中就有我们的老汉儿。

天空黑压压的，冷雨夹着雪粒子簌簌而下，那些男人个个衣着单薄，像霜打的茄子似的瑟缩着脑袋，枯草般的头发在风中乱舞。

她哭喊着奔了过去，伯伯扭头看向她，哭嚎道：“玉梅，不要跑，小心摔倒！”

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她还是没能赶到伯伯的身边，最后一次投入他的怀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辆满载壮丁的车扬长而去。

不过，她并不孤单，泥泞的路上有许多送行的婆娘和娃儿些，他们齐声恸哭，哭声惊天动地。

等我稍微长大一点后，玉梅便不厌其烦地给我描述这一幕，每次讲到最后，她都会默默地流泪，我问她为什么会哭，她只将我紧紧揽入怀中。

等我的孩子们陆续长大，甚至等我有了孙孙儿辈后，她还在不停地讲这段过往，我知道，这是她一生都走不出的阴影。

我伯伯被抓之前还做了一件对家族影响深远之事，那就是为了吸大烟把祖上积攒的田产全都当了出去。随后几年，尽管我妈黄淑珍在娘屋头的扶持下苦心经营布匹生意，将其中的两块小田赎了回来，解放后，我们家仍幸运地被划为了上中农，躲过了被批的厄运。

我妈对伯伯的败家行为一度恨之入骨，因祸得福后，她少了很多怨言。

可能是家族曾经的荣光给我长了脸，我在六岁那年就订下一门娃娃亲，老丈儿是五星村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兼郎中蒋春河。五星村距离李营坝约八里路，藏在龙洞河那边的浅山子里。

我头一回走老丈屋是被我妈用背篼儿背着去的，毕竟还是六岁的小娃娃，哪有多少脚力？背篼儿是新买的，坐在嫩绿色的背篼儿里，穿了一身新衣服的我不停地喊：“妈，背篼儿的味道好好闻啊！”

我妈没有言语，只是哈哈一笑。她挽着高高的发髻，上面包着一块印花蓝布，身着右边开襟的青色长衫，青色长裤，黑色布鞋，这是她当时所能亮出的最好打扮。我们身上全是她自己缝的衣服，解放后，她的布匹生意被迫中断，裁缝手艺却大有长进。在她提着的包袱里，还有她为我未来的婆娘和老丈母缝制的一套新衣裳。

过龙洞河时，我妈再三叮嘱：“幺儿，我要走桥墩了，千万不要乱动哈，掉到河里的话，恐怕是，棉花堆失火——没得救了！”

潺潺的水声像是一首欢快的曲子，水草淡淡的幽香扑面而来，水中明显有游鱼轻捷的影子。

我妈用双手紧紧抓住背篼儿的绳子，小心翼翼地迈上了第一个桥墩。她不敢低头瞄水，只能微微抬头，远望着河对岸的那一片浅山。

我也不禁紧张起来，搂住我妈的脖子，用脸贴着她的发髻，深怕栽进河里。

龙洞河不宽，桥墩也就二十来个，可我妈愣是走了老半天才到岸边。自从那个爱抽大烟的男人从她的生命中消失后，我就成了她最大的期望，她绝不能让我有任何闪失。半年前，村里一个叫刘柳的女人，就是在过桥墩时把背篼儿里四岁的儿子巅进了水中。娃娃后来倒是找了回来，可却抢救无效死亡，刘柳从此落下失心疯的毛病。

过河不久，高高的解营坡就挡在面前，我妈犹豫了一下，把背篼儿放到地上，转身蹲下来看着我道：“幺儿，你是想自己爬呢还是让妈背着爬？”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妈，我自己爬，快把我抱出来！”

我妈问道：“幺儿，你为啥子要自己爬呢？”

我抬头看看坡顶道：“这个坡好高哦！我怕把妈妈累死了！”

我妈舒心一笑，伸手将我从背篼儿里抱了出来。

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回想我和妈妈头一回爬解营坡的情景。生活不易，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就总能度过难关，这个最朴素的人生道理似乎就是从这次爬坡后开始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由于坡陡得很，还非不平坦，才爬一小会儿我就气喘如牛，两脚乏力，可我哪忍心让同样累得不行的妈妈背自己呢？我妈应该也不敢，万一不留神扑倒在地，那我还不得滚下坡去摔个半死。我们只能爬一截就停下来休息，等气喘匀了才继续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坡顶，我俩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放眼望去，山下的李营坝像是一个晒着太阳的巨人，龙洞河和李子河像是他身旁两条慵懒的小白狗。漫山的松树形成一片浓厚的阴影，风起时，松涛阵阵。诡异的松涛声让我莫名地有些害怕，见状，妈妈摸了摸我的小脑瓜说道：“幺儿，莫要怕，听惯了就好！”

休息了大概十分钟后，妈妈又背起我上路了。我们走走停停，八里路走了老半天。

我已经想不起头一回见到蒋翠莲的时候她长啥样了，只记得很喜欢比我大了半岁的她。

那之后我们俩再也没相见，直到十八岁那年我和我妈去她家谈婚论嫁。李营坝的小娃儿些知道我订了一门娃娃亲，动不动就开玩笑说：“民娃儿，把你的婆娘带来给我们看看嘛？”

我并不反感他们提起翠莲，因为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眼气我。我经常会想起她，特别是饿肚子的时候，也担心她跟我一样受苦。

五十年代初，在我们李营坝，能吃得饱饭的人家不多。青黄不接时，我们只能吃红薯，吃野菜，吃到反胃，可不吃又饿得两眼发绿，只能硬着头皮吃。那时候，要是谁家里煮了一点肉，那整个坝子都能闻到。我至今还记得，闻到肉香时口水直流的狼狈样子。

吃肉成了奢望，有鱼就能安慰安慰牙齿，可我是独子，不敢像兄弟多的人那样去龙洞河抓鱼，深怕一不小心丢了小命，这也是妈妈绝不容许的事，因为几乎每年都有人因此送命。

有时候我会去围观，他们要是能抓到一两条大鱼，就会送两三条小鱼给我解解馋，但这样的好事儿几个月都未必能有一次。河里天天有人抓鱼，能长得大的漏网之鱼飞少呢。

我们伏龙场的人说话特别喜欢用“飞”字，基本上代替了“很”，后面还常常加一声轻轻的“呢”，听起来飞有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