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一年私塾，先生是李营坝的李福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他生前， 我会去给他拜年，要是听说他生病了，我会提上一点东西到他家探望。还真是要感谢这位李先生，他教给我不少东西，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让我比生产队里的很多人都更有文化。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本《说岳全传》，我看得滚瓜烂熟，年轻时几乎可以背下来，到现在还能记住不少精彩片段。

1951年9月，我开始到开办在伏龙场的公学读书。尽管家里很困难， 可我想成为有出息的人，等长大后好娶翠莲，所以我从没逃过学。即使刮风下雨，我也绝不迟到，成绩还一直挺好。为此，老师经常表扬我。

我也有表现不好的地方，老在放学路上跟堂哥岳星远偷吃庄稼地里的东西。岳星远跟我同曾祖父，家里有四姊妹，他排行老三，我们都叫他三娃儿。三娃儿大我不到一岁， 却比我高得多，而且打架飞凶呢，我上哪儿都喜欢跟着他。

我们最喜欢吃的是豌豆和胡豆。通常是在农历三月份， 麦子灌浆的时候，麦田里间种的豌豆和胡豆就开始饱满起来，它们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绿绿的，嫩嫩的，十分*。一放学，我和三娃儿就会飞快地跑出学校，奔向绿浪翻滚的田野。我们会找一处相对偏远的麦田，让身子完全隐藏起来，各自摘下一大把豆，然后剥皮来吃。空气中弥漫着麦叶和麦子淡淡的清香，轻风拂来，叶片和麦穗发出轻柔低缓的唰唰声，十分悦耳。

豌豆个小，大一点的胡豆更能填饱肚子，不过豌豆更甜更好吃。将一把绿莹莹的豆粒放进嘴里一咬，顿时就会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传遍全身，吃过后还口齿留香，所以每次吃完我们都会在麦田里逗留一会儿再出来，免得撞见大人后被识破。如果偷吃的是胡豆，我们还会摘下几片大大的叶子，用手轻轻一撮，再放到嘴里吹泡泡玩儿。我们会比一比谁的泡泡更大，赢的那个可以再多摘一个胡豆来吃。比谁尿得更高更远则是我俩的另一个游戏，我获胜的概率比三娃儿小得多。

我们最盼望六月能早些到来，那是桑泡儿成熟的季节。桑树的主要价值在叶子，采摘它的果实可以光明正大。桑泡儿的颜色起初偏黄，接下来变红，成熟时就成了暗紫。我们很难找得到暗紫色的桑泡儿，因为早在它半熟时就会成为大家的果腹之物。

六月的一天下午，空气里已有满满的夏天味道，我和三娃儿背着书包，飞快地翻腾着两条细细的小腿，冲向那片早已看上的桑林。然而，我们还是去晚了，很多桑树上都已挂着一个精瘦的男娃儿，树下还有负责接应的人。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棵无人的桑树，冲在前头的三娃儿二话没说就蹭蹭地爬了上去。

我站在树下，仰起头，满怀期望地看着他。阳光透过肥大的桑叶照射到我的脸上，我眯起了双眼。

见他半天没有出声，我急切地问道：“三娃儿，你难道是抱鸡婆抓糠壳——空欢喜吗？”

隐身在桑叶中的三娃儿叹道：“唉！这棵树上的桑泡儿早被人摘过了。”

我失望透顶，禁不住按了按扁扁的肚子，这一按不打紧，它竟抗议似的叫个不停。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时，已经攀到树梢的三娃儿尖叫道：“哈哈！终于找到了，又大又熟，有十几颗呢！”

我擦了擦眼泪，叫道：“三娃儿，你行行好，别吃完了吼，留点给我！”

三娃儿很快就从树上跳将下来，很舍不得地分了四颗给我。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七、八颗，吃完后叫道：“好甜啊！”吃得满嘴流黑汁，还将*伸出来舔了又舔。我用小手托举着四颗熟透的桑泡儿，它们像四个晶莹剔透的宝石，闪耀着迷人的光芒。我看了半天却一直没吃，我想起了疼我的奶奶、妈妈和二姐，他们很难吃到这么好的桑泡儿，我想带回家跟他们一人一颗。

三娃儿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说：“这些桑泡儿是拿给你的，随便你！”

这是我和三娃儿最大的不同，他有老爷，有伯伯，有哥哥，而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丁，我不能只为自己着想。

那天傍晚，当我在我们家那破败的土砖草房子里，把视若珍宝带回家的四颗桑泡儿拿出来时，玉竹一阵惊喜，她从没见过这么熟的桑泡儿。我清楚地看到奶奶和妈妈在看到桑泡儿的那一瞬间都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可他们竟口是心非地说道：“我不吃，给你吃！”

我并没有听他们的话，而是拿起桑泡儿塞进了他们的嘴里，他们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涌了出来。

最难熬的是冬天，田野里啥子吃的都莫得，身上又穿得少，放学路上，又冷又饿，那滋味真不好受。奶奶心疼我，老叫我别去上学，说呆在家里不会那么冷，不走那么远的路，也不至于太饿。我妈却不答应，说，他伯伯好歹也读过五年私塾，他总不能连他伯伯都不如吧。别说我妈了，就连我自己也绝不会轻言放弃，翠莲的爸爸曾经是私塾先生，她肯定会跟着他读书，我的书决不能比她读的少，要不她长大后该嫌弃我了。

好在岳星远也坚持下来了，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怎么上过学，他爸妈希望他能多读几年书。初小四年，高小两年，要不是有他相伴，我怕是也很难读到小学毕业。

那年头，小学学历已经是李营坝的最高学历，所以我从没想过要上中学，我妈也不敢想，因为她根本就拿不出两千块（相当于现在两毛钱）的报考费。

1957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和三娃儿正在洪水奔流的龙洞河边放牛，我们的老师杨寿章找了过来。他是甘肃人，高高瘦瘦的，私下里我们都叫他杨竹子。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说话时老爱摸摸镜框。他不会说四川话，讲话的声音却很好听。

他把我从河边叫到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坡上，问道：“岳星民，你的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报名参加中学的考试呢？”

我用手中的赶牛棍指了指不远处的三娃儿回道：“岳星远也没报名啊。”

杨老师俯下身说道：“岳星远的成绩跟你差远了，他很难考得上，而你肯定没问题。”

杨老师的眼里有灼人的光，我不敢与他对视，低下头，扭扭捏捏地扯着灰布衣角，不言不语。

杨老师问道：“是家里出不起报名费吗？”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

“报名费我帮你出！”杨老师毫不犹豫地说道。

杨老师的话让我喜出望外，可一想到要走几个小时的路去眉山县城，我还是很坚定地回道：“杨老师，我还是不去了！即使我考上了，这书怕是也读不起，我不想鸡孵鸭蛋——白忙活。”

看了看我补满疤的衣服，杨老师没再坚持，他对我们李营坝的情况一清二楚，当活下去都很成问题的时候，读书显然已经不再重要。

“唉！你那么爱看书，那么爱学习，不读初中太可惜了！”他唯有叹息。

杨老师离开的时候一步三回头，他应该很想帮帮我，可看他那样子，怕是只替我交报名费估计也够呛，又哪有可能资助得了我接下来的学业。

天边的晚霞绚烂一片，我痴痴地望过去，不时，杨老师的身影消失在了一片橙红的夕阳中。

从此，我彻底告别学堂，正式成为李营坝众多放牛娃中的一个，开始为家里挣工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