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之前，徐思远单独把我叫到一边。我明白他将要同我谈论的事情，便沉默着，等他开口。

他吸了一口烟，说：“思斯提交了回原单位的申请，局里班子会已经审议通过了。”

我没有说话。关于这点，尽管星期五晚上，思斯有打电话告诉我，但我也同样充满了困惑。

“她做这个决定之前，没给我讲过。”徐思远吸着烟，眉头紧蹙，“也是在班子会上，负责人事的同事提出这个议题，我才知道。可那时，即便我想制止，也于事无补了。”

我露出讶异的表情。徐思远说过，他最疼爱的就是思斯这个妹妹，可思斯离开他的庇护，却不同他商量一声，这着实不可思议。

徐思远接着往下说：“原本，老郑打电话给我，说你和他一起进城，我就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你留下一天，让你好好同思斯谈谈的。这丫头，估计现在也只有你的话，她会听。可谁能想到，老郑带来的问题，却又是如此的耸人听闻，如此的重要。在国家安全或民族大义面前，我要是再婆婆妈妈的，要你置重要的事情于不顾，而留下来处理男女情长的事情，显得有些不知轻重了。但我仍然希望你，找时间打个电话给思斯，或者哪天抽空回来看看她。”

“好的，我会的。”说这句话时，我的心情竟莫名的沉重起来了。

返回塘明街道时，是我开的车。郑南坐在后排的座位上，闭目养神。从中午这餐饭，或确切地说，从离开丁兆新常委的家之后，我就成为郑南领导的调查小组的一员了。在这个小组内，我有两种身份，一是生命遗传科学的专家身份，二是当一名说客，劝说我的前女友李静姝，从星和集团内部，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给我们。除此之外，我最初的任务仍需继续。这意味着，这次“秘密谈话”之后，我又接到了一份令人头疼的任务。

在这份令人头疼的任务中，我要随时听候郑南的差遣。

我相信，这次的任务完成之后，我将会对“秘密谈话”，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

现在，我的大脑乱成一团。还在日本时，在我和静姝还没有登上富士山顶，进行那次谈话之前，我们俩曾讨论过很多次关于专业的问题。其中，有一段时间，基因编辑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不管承认与否，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编辑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实验技术，全世界很多知名的实验室都在应用，在细胞和动物上进行试验。这项技术能够通过基础研究、体细胞干预和生殖系细胞干预，实现为基因治疗疾病提供强有力的工具。比如，针对癌症，可以通过靶向癌细胞，对该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从而实现治疗的目的。

与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运用，都会引发巨大的争论一样，基因编辑从开始伊始，质疑不断，论战不断。当然，随着这项技术的逐渐成熟，论战的焦点，也慢慢地集中到了“人”这个课题上：该不该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

在讨论中，静姝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她以癌症患者为例，以基因编辑在靶向治疗中的成功运用，向我论证“只有把这项技术应用到人身上，才会加快学科的发展，给更多的人类带来福音。”而我就像一个陈旧过时的人，执拗地认为，没有监管的试验及技术研发，是可怖的，当新的伦理秩序还没有建立，基因编辑的监管和规则没有完善时，把基因编辑应用于人类身上，显然就等同于毫不顾忌地打开潘多拉魔盒，那必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灾难。

这一两年来，我常想，我和静姝俩人如今的选择，是否在日本留学那段时间的争论中，已经注定了？但肯定的是，那种使彼此站在对立面的争论，对于恋爱中的双方来讲，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正面的情感影响。

她这个时间，突然回国，我想，肯定不是简单地处理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那种“大马拉小车”的事情，有违日企管理理念。

我又想起，在我来塘明街道之前，丁兆新常委特地亲临市局，向我下达任务，还说会使用到我的专业。我曾经质疑过，如果只是单纯地调查安全隐患，与我的专业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他和徐思远一直强调，派我前往调查，是从基层稳定的大局考虑。但我总觉得，这个“大局”里面，肯定有我无法猜透的东西。丁常委是个睿智的领导，他不可能向我下达“风马牛不相及”的任务。而今天，当郑南向他提出，调查这起“基因”案件，需要我参与其中时，他几乎没有任何迟疑，马上就答应了。虽说在郑南讲出这个案件之前，他一直表现得毫不知情的样子，但我总隐隐觉得，事情似乎并不像表现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但具体又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又无法明确地描述出来。

除此之外，认领了新任务，我又该如何开展，我依然是毫无头绪。

我总不能跑到静姝面前，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有没有参与到谋害范伟琪的案子中去？”抑或是“有没有利用基因编辑，而使范伟琪从警方视线下消失？”这样的问题吧。别说那样做，只会让我们继续以前未了的争论，即便她承认有从事基因编辑的试验，我也对她无可奈何。因为星和集团作为一家外资企业，而实验室又是核心技术所在，得不到企业的允许，是无法进去开展现场调查的，相信即便是郑南，也无能为力。

但活揽了下来，总得想办法开展。越想越头疼，我边驾驶车辆，边摸索着掏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了。

或许是打火机的声音，惊醒了郑南，他打了个哈欠，睁开了眼睛，然后，打开后面的车窗，任炎热的空气袭进来。

“不好意思，吵醒你了。”我说。但并没有就在他车内吸烟道歉，作为一个烟瘾很大的人，他并不在乎车内会不会有烟味。

果然，他又打了一次哈欠，边含混不清地说，“没关系，”边掏出烟，也点燃了。待长长地吸了一口烟之后，他才继续往下说，“我更该向你道歉。你答应同我谈谈，提供专业上的帮助，我非但没有感谢你，还把你拉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淖之中。”

“这样说来，你的确欠我一个道歉。”我说，“我也有可能是哪根筋不对，才会答应你一起，前去拜访丁兆新常委。从你所说的案情，我就已经明确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但我还是同你一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