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瞿南看着窗外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灯，忽然想起了昨晚信手写的几句闲话：

静夜月如钩，春宵梦入帘。忘不掉青涩的恋情，冲不去岁月的沧桑，好一个丢不掉、跳不出的欲海情缘，叹一声人生本无常，唱一段如烟往事的歌。要走的留不住，该来的还要来。曲终人散情未了，长剑无奈伴书闲；大漠孤鸿影子寒，偶忆一抹红云淡。莫思量，泾渭分明问源头，残阳夕照话沧桑；却道是：天不藏奸，邪不压正。姑且听，凭甚信，那山中樵夫一语谶言。

只可惜，那几句谶言，他一时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心中一阵烦燥，睡不着，脑子一闪，又想起了上学时校园那片透着淡淡清香的苹果园。

那时，他家就住在学校院子里。苹果开花时，叶子只是露着纤细茸毫的嫩片，而白灿灿罩在树干上的花瓣却引来无数、忽上忽下、欲飞欲停的蝴蝶，还有嗡嗡作响的蜜蜂，于是学生们感受到了五月天空中弥漫着杨槐花的甜。那个年代，甜是清新的，清新得没有一点假。

到了星期天，学生们脱去夹袄，换上单衣，相约出去玩耍。在瞿南的记忆中，玩耍的地方至今也还是那么熟悉，想起来甚至有点迷幻。渭北平原，说是平原，可真正居住在那里,你却一点都感觉不到是平原，而是沟壑纵横，凹凸不平的丘岭高原。

春天是黄与绿的世界，绿的顺畅，黄的醉人。若是躺在散发着泥香、草香和油菜花香的田垅上，你便整个浸在了天与地的本源世界里。这时，只有偶尔从你眼前一闪而过的飞鸟，才会让你感到生命的存在。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瞿南从一枚团徽上第一次感受到另外一种让他忘不了的东西。瞿南入团和班主任有着直接的关系。班主任马老师是位瘦瘦的高个子，他和学生说话时经常习惯性地把腰弓下去。有一天，马老师对瞿南说，校团委要组织基干民兵排，高二三班就你去参加训练。瞿南一听兴奋地不知怎样感谢老师。虽然他家庭出身好，但平时却不是很积极，眼见着其他几个“根正苗红”的同学都进步了，他内心开始不安起来。入不了团，插队去不了好地方，当兵更是轮不上份。再说了，他也算是干部子弟，还得考虑个面子问题，而参加民兵排训练可是个难得的进步机会，不仅可以过扛枪的瘾，还能够为入团打些基础。

入了团的消息是“五四”青年节前，团支部书记黄祥告诉他的。黄祥说，校团委已经研究过了，很快就要公布这批团员的名单。黄祥父亲是一位驾驶员。那个时候，社会上最吃香的职业有三种“握方向盘的、把称砣的和挂听诊器的”。大概因为干这三种职业的人经常有人求，黄祥便成为班上除了县民政局张局长的儿子张从军外，唯一能够穿得出整套军装的人了。

这穿军装可是有讲究的，尤其是军帽，绝对假不得。许多同学对此研究得精道。李跃进曾经花三角钱托印章叶家的儿子叶中生在自己仿制的军帽上盖了部队的戳，还是被同学揭穿了，于是这顶帽子便被几个同学从中间撕开，用竹签插在教室的房梁示众。这件事羞得李跃进几天都不敢抬头，连到学生食堂吃饭都不愿去。

“五四”节那天上午，全校开大会，会场就设在学校图书馆前的院子里。图书馆原是大成殿的一部分。这大成殿在渭北平原建筑得最宏伟。据说，光殿檐下就有八根一抱粗的柱子。可惜，“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那年，被人一把火给毁掉了，只剩下配殿明伦堂。民国初年兴办学堂，便改建成图书馆了。

大殿台阶下不远处长着两棵大槐树，左边的一棵大的要六个人手拉手才能拢过来，右边的一棵要小得多。据说，这树是北宋年间县太爷祭祀孔子时栽下的。同学们从教室里搬出长条板凳，坐在大槐下，仰着脖子朝台子上看。开会除了有学生发言，还有几位老师发言。学生发言时，大家都不感兴趣，听没听进去，谁也不知道，大家盼的是总务处张贤老师发言。

张老师是留苏学生。据说，他是渭北地区六十年代唯一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的人。从苏联回来后，中苏关系开始变冷，他上班也没啥事做。夜深人静时，他耐不住寂寞，就用俄文偷偷给苏联的一位女同学写了两封信。信上倒是没说什么，只说想那位姑娘，只说他闲得发慌、饿得发慌。结果，这封信被邮局截了交到单位。单位有人要整他，派人查了他家“三代”，一查却发现他原来是贫贫的贫农，而且，他的一位伯父还是烈士。虽说没把他整倒，可他依旧是没事做。后来，有人抓了他的“小辫子”。

自打留学回来，这么多年，他竟一直未婚。有人说：“你是冬天菜地里的一棵葱，蔫了叶子不蔫心。别做梦想讨个‘苏修’老婆了，限你三个月找个贫下中农家的女儿结婚。”三个月后，婚倒是没结，可他变得怪怪的，由于原来讲话利利索索变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后来，人家把他从市里的保密单位弄到县中教书。可到了学校，结巴怎么讲课呢，他几乎成了废人，于是，学校就把他放到后勤处管理学生食堂，这下可算找对了人。他本身就是学理工科的，做事又仔细，学生食堂多年的烂帐给他弄得清清楚楚。

其实，学生想听张贤发言，并不是想听他讲什么，而是想过一下参与的“瘾”。当下，学生们可玩的东西很多，可那个年代几乎啥都没有。记得当年上小学时，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被同学们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于是，一些聪明的同学便发明了与电影互动的方法，从中找到一种刺激和乐趣，比如，当电影中的假武工队长问路时说：“老大爷，前边是什么庄啊？”同学们便憋足劲，眼睛紧紧盯着影幕，鼓起嘴巴一起答应道：“唉！”然后拖长声音：“高家庄”，于是引来一片舒心的欢笑。大家还给这一做法起了个好听的名子叫“揩敌人的油，当反动派的爷。”

张贤老师发言是每次批斗会的保留节目，他严肃、虔诚的表情和话语，把自己的卑微、无用与“白专道路”的危害性形像地结合起来了。也只有这时，他才仿佛从现实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每次开会他都要讲小时候他没爹，他娘为了让他读书硬是没有再嫁，而是迁回到离县城不远的娘家，就是为了让他上一个好学校。这是受什么毒害呢？是“受…受…”。据同学们说，这个“受”字，他要结巴七下才能接上“受孔孟‘学而优则仕’的毒害”这句话。

于是，早有准备、兴奋起来的那部分同学便开始暗中数，当数到第七时，便一起喊“学而优则仕”。这时，会场便会爆发出一片积压在心底、终于找到宣泄通道的大笑，似乎这样会议的效果才真正达到。这时，不论是主持会议的、发言的、还是坐在大槐树下的学生都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觉得这会开得不冤枉，会议也就在同学们的嘻笑中结束了。当然，这种事后来是没有了。不知是哪位积极分子到上边告了一状，从此，开会便不再让张贤老师发言了。

“五四”节过后的几天，瞿南几乎每天都去校团委门前的宣传栏转悠，但就是不见新批准入团学生的名单。他便去问黄祥，黄祥一脸正经地说：“校团委书记被抽调到上面搞专案去了，这几天没有功夫，你就再耐心等几天吧。”

一天早读，班长在读报纸。瞿南没心思听，便用手朝课桌抽屉里边摸，想偷偷拿出借来的《青春之歌》读。手刚摸到抽屉里就感觉到有一个不大点的圆形东西，他拿出来一看，是一枚崭新的团徽。谁放的呢？他猜是黄祥。他兴奋地偷偷把那枚团徽放到手心看了好几遍，一下课就跑去问黄祥。黄祥用手捏了捏军帽的边沿说：“你性子咋这么急，我不是说要你再等几天的吗？要是我给你的，你不就得给班上交五分钱了。”这事过去没几天，突然传来班上的张翠要退学了。

消息最先是黄祥告诉他的。张翠的家在渭河边上。半年前，渭河大桥开通，县上举行了隆重的通车游行活动。这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鞭炮放得比过年还多，不仅县革委会主任亲自讲话，还在渭河大堤上搭起戏台子，唱起了全本的“样板戏”。周边公社的群众多少年也遇不上这样的热闹场面，像赶集一样络绎不绝地拥到了大桥上。

张翠的嫂子过门才一年多，生的胖儿子刚过满月，男人被公社调去修水利，她在家闷得难受，便抱着孩子出来看热闹。一到大桥上人挤得不行，太阳一晒，她口渴，便急忙忙地沿着桥边向桥下走，想找点水喝。这时，孩子哭着想吃奶。她心疼孩子，便解开扣子，掀起褂角喂孩子。哪知她酥白的肚皮，弥散的汗味和奶味立马引来了无数男人刺刺溜溜的眼光。她便回过身顺势把孩子放在水泥筑成的大桥栏杆上，用手搂着喂。

这时，庆祝大桥开通的第三拨礼炮突然震天动地响了起来了。张翠嫂子心中一惊，怕震着孩子，忙用手去捂孩子的耳朵。哪知她慌了神一松手，那孩子一下就从大桥上掉进了泛着黄色泡沫的渭河里。

据后来看见的人讲，孩子掉进河里时，只是肚子上的红兜兜在水光里闪了下就再也不见了踪影。张翠的嫂子吓傻了，跪着求人帮忙去救孩子。有几个人见状，忙跑到大桥下去救人。

这时，县革委会的贾主任被人请了过来，他毕竟见过大世面。一面派人联系船到河中心搜寻，一面叫救护车把已经晕过去的张翠嫂子往县医院送。可救护车刚下大桥，张翠的嫂子就醒了。她死活也不肯去医院，非要下车去找她的孩子，医生没办法只好让她下车。哪知第二天早上，一夜不见孩子的她想不开竟然投了河。直到第三天傍晚，人们才在渭河与泾河的交汇处找到了她的尸首。人们把她打捞上来时，她的一只手里还死死攥着小孩的一只鞋。

张翠嫂子死后，她哥才二十多岁。他一心想让他娘再抱上孙子，便托人四处寻亲。后来，邻村的妇联主任帮他在周村寻了一门亲。女子初中文化，二十六岁还没嫁人，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她爹出身不好，养了个儿子三十多岁还没有说上媳妇，于是，无论谁来提亲就一个条件，换亲。张翠本来要强，想上学，可经过家人连续几天的劝说，再想想哥太可怜，而且见本村插队的西安知青，读了高中还得扎根农村，修理地球，一横心便答应了换亲的条件。

黄祥说：“这些都从班主任那里听到的。”说到这，他停了停又说：“现在要是真的和苏修打仗就好了。”瞿南问他为什么？黄祥说：“要是真上战场，他能立功。”“立功前，他要到张翠家去一趟，腰里就像杨子荣一样别着一把手枪，谁要敢逼迫张翠…。”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直到这时，瞿南才明白黄祥对张翠有意思。

那时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之间的距离不像现在这么大。每年夏收和秋收时，同学们都要到县城附近的公社帮助农民伯伯劳动。学校为了省事，便让吃商品粮的同学和农村同学自由“结对子”。于是，城里的同学便几人一伙到农村同学所在的生产队劳动，大家感情上很接近，也容易沟通。

一天早上，在学校学生食堂的门口，瞿南突然遇到几天都没看见的张翠。他想和张翠说几句话，可她低着头只顾在水池里洗碗，装着没看见他。瞿南也不好说什么，拿着一个刚买的馒头转身走了。走在路上，他第一次在心里想像着一个女同学的模样。与县城的女孩子比，张翠的皮肤显得有点黑，但是细细的、滑滑的。当时，县城的女孩子都流行留“运动头”，就是模仿女运动员的发型，显得简单、活泼。张翠却依然保持着农村女孩子梳辫子的习惯，但她的辫子不是随意地甩在脑后，而是扎得紧紧的，留出长长的发梢，再把辫子弯弯地从脖子滑到胸前，这就显得比其它女孩子多了一点不同。

星期天，瞿南到教室里拿东西，一看教室门锁着，便拉开一扇窗子跳了进去。当他找到自己的东西刚要从窗子跳出来时，蓦然看见张翠站在窗外朝教室里张望。

“我来拿点东西”，瞿南搭讪着说。张翠笑了笑，但笑得有点紧张。她说：“我也是来拿东西的，被褥等都扎好了，就剩下些书本，拿回去也没用，丢下怪可惜的。”停了停，她又说：“你帮我把书本拿出来行吗？”

瞿南找到张翠的课桌，从抽屉里把她所有书本拿出来，又找来一段绳子帮她把书捆成一个小方块，然后从窗子递了出去。张翠接了东西却并没有走，她隔着窗子对瞿南说：“到我家要走十多里路，有个自行车就好了。我哥本来是要接我的，可我不让他来。”

瞿南家是有一辆自行车，可那是他爸骑着上班的。他便说：“问黄祥借，他家有。”张翠似乎有点失落，低着头说：“那不用了，我自己走吧。”说完，她缓缓地转过身，拎着东西要走。就在张翠转身的瞬间，瞿南觉得她眼圈里闪着让他心中一颤的泪水，便顾不得想什么了，一路小跑来到他爸办公的地方，隔着门窗朝屋里一看，他爸不在。这时，办公室的小林推门出来问他：“你是瞿主任家的孩子吧，找你爸有事？”“嗯，有点事，我想找我爸借自行车用一下。”瞿南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小林看了看他说：“你爸下乡搞社教去了，我给你找一辆吧。”

骑上自行车，瞿南一阵风地朝县城北边赶去。他听黄祥讲过张翠的家在西渠公社。这条路他只走过一次，那是冬天下雪时走的。现在正是初夏，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杆已经开始泛黄，麦穗还带着青色。麦田被风一吹，天空中弥漫着醉人的麦香味。骑了一阵，瞿南看见前边不远处停着一辆马拉的轱辘车，张翠正在和赶车的人说什么。他朝张翠喊了一声，她回过头来显得有点惊讶，忙对赶车的人说：“叔，谢谢你了，不用你捎了。”瞿南帮她把网兜挂在自行车把上，然后让她坐在车的后座上朝前骑去。

骑了一阵，张翠把头从车后凑上来说：“你累了，我们下来走走吧”。走了一段路，俩人谁也没有说话。前边不远处有一个山包稀疏地长着些灌木。张翠指着山包说：“过了这山包，再往前走一阵子穿过一片麻田就到我家了，村里人见生，见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和我走一起好说怪话，你就送我到这里吧。”

瞿南局促地说：“同学一场，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们。”这里，他特意用了一个我们。说完，他就准备推车走。刚要转身，张翠急切地说：“你等等”。一边说着，一边径直跑到一片麦田的后边，不一会儿，她用衣襟捧着些豌豆角回来了。”

“这是我们生产队的，夏天到了豌豆角都老了，好不容易才找了一点嫩的，你尝尝吧。”边说她边把豌豆角放在路边的一块田埂上，顺势坐了下来。瞿南拿了几只豌豆角正准备剥开朝嘴里放，张翠已经麻利地剥了一小把放在他手里。看着瞿南吃着她送过去的豌豆，张翠脸上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容。她有点自言自语地说：“在学校时也不觉得啥，这要走了，心里倒是怎么都舍不得，想想还是呆在学校好。”停了停又说：“那个男人和他家里的人已经来过了，我哥过几天就要娶亲了。那男人家催得急，很快我就要过门了。”瞿南平时那里能听到这些话，他感觉脑子恍恍惚惚的，不知说啥是好，只是默不吱声地听她说。

这时，张翠突然站了起来，她用一只手拉了拉瞿南的胳膊，涨红着脸说：“那个团徽是我放的，本来是想给你说的，可没敢说。”说罢，她贴着瞿南的身边坐下。

瞿南心中一颤，轻轻地“嗯”了声。 张翠仰着头朝他看了看，又把胸前的辫子拢到脑后，一只手似乎有些不经意地放到了他的腿上。瞿南脸腾地一下子红到了耳跟子上，他双手抱着膝盖眼睛盯着脚下的青草，一声不吱。张翠又抑起头朝他望了望，接着猛地坐起来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嘴里不断地说：“这样…我一辈子就不后悔了。”说着浑身一阵颤动，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瞿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本能地想伸出手紧紧地搂抱住她，可眼前却总有一个影子在晃动，便慌慌张地推开了她。后来，他也记不清对她说了些什么，又是怎样离开那里的。当他回到家里，看见父亲严厉地用眼睛盯着他时，才缓过神来。

“你今儿借车子干什么了？”他爸问。“帮同学一点忙。” 瞿南怯生生地回答。他爸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说：“公家的车子你以后少借，这事总是有人会传的，别没事给你爸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