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已写好,尚不能宣判,因为缺席审理的前提是被告一定要收到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而故意不到庭。开庭传票是用邮政快件寄的,目前,邮件查询至少要半个月。
“我们直接去山城查询。”蒋主任毫不犹豫。
“怎么?再赴山城?是否代价太大了?”我认为还是等邮局查询有了结果,判决生效了再去,这样就可以直接执行,起码账上冻结的9万多元可以拿回来。
他不同意。如果要等判决生效还早着呢!看被告这势头,即使判决了,他们一定还会上诉,要等二审结束起码还要几个月。所以,希望法院再去山城进行一次调解,与其等了很久判决了还是执行不到钱,还不如直接让一点给被告。他是怕赢了官司输了钱还拖了时间。
蒋主任那可怜无奈的样子,我的心一阵紧缩。
可是,上次赵主任慢条斯理就是不愿意调解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现在去,被告还是不愿意调解,不又是白跑一趟吗?
“这事情我不敢隐瞒,已向县供销社领导汇报了,县社蔡主任很重视,他已通过山城友好社与被告的上级区社取得了联系,并表态:只要被告愿意调解,我们会作一些让步。刚好,这几天友好社联谊会在重庆召开,蔡主任就在重庆,而且,到时他愿意亲自到场进行调解。”蒋主任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这次山城之行的调解上了。
既然如此,法院只能作好两手准备,再赴山城作最后的调解,如不成则宣判。
这几天,我们经济庭有七八个法官在成都重庆一带办案,在集中精力审理一批武进干燥厂的案件,要不是5月5日的庭推迟到了12日,我也与他们一起去了成都。因为,我也有几件成都的案件。现在,他们在成都的案件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正赶往重庆,我准备在重庆与他们会合。
晚上我收拾着行李,儿子听到我又要出差,就躲在一旁撅着一张小嘴,默默地掉着眼泪,晚饭也不肯吃,说我“说话不算数”,一副委屈的样子。
因为,19日他要去市里参加“永成杯”独生幼儿“三优”艺术竞赛,我答应到时一定请假陪他去。现在我又食言了,他怎能高兴?
我把前几天他讲的故事录音特地放了一遍,到第二遍时,我特地把声音开得很大:“故事‘小象冲凉’:夏天的丛林里,又闷又热,小象想找一个让自己凉快些的办法……”稚嫩的、清脆的声音弥漫着整个屋子。
“男子汉,妈妈不在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讲得很好!……”
面对五岁的儿子我只能这样说,最后,我保证“六·一”节一定陪他到常州红梅公园去玩,这次说话一定算数。
可他还是撅着嘴,掉着泪,不理我。
儿子,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妈妈呢?难道妈妈愿意“说话不算数”吗?不!谁叫我是法官,而你偏偏又做了法官的儿子!
5月16日拂晓,我带着这盒录音磁带,孑身踏上了再赴重庆的旅程。
这是我自到法院办案以来,第一次独自一人赶赴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办案。我拎着行李显得形单影只,静静地乘火车到上海,再默默地转道上海虹桥乘飞机飞赴山城而去。
下午四时许,我跨出机舱刚踏上舷梯,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在停机坪上没走几步,火辣辣的太阳瞬间把我的汗烤了出来,气温足有三十五六度。而我还穿着棉织的内衣裤与春秋制服,真有那种从冬天忽然到了夏天的感觉,没多久,汗水湿透的衣服紧紧地裹在了身上使自己胸闷气短,额头上头发上的汗水开始往下流。
重庆这火炉,真让人一时无法适应。
我向重庆和桥饭店赶去。
在闷热的汽车里,我又热又饿又乏力,有了中暑的感觉。不知穿过了多少高高低低的马路,车终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低矮平房门前停了下来。
这就是“和桥饭店”?我狐疑地看着。要不是门口有“和桥饭店”招牌,否则还真不相信这里有饭店。
就那么一间门面,进门就是美容美发室,用半截玻璃隔断,仅剩大约一米多宽的走道通向后面的天井。
原来,走过天井小院,后面才是真正的饭店,有一幢三四层那么高的楼房。
我还没进大厅,就听到有人在喊:“来了,来了。”原来早就在大厅等我的韩经理看到我就大声喊了起来。还没等我站稳,我们经济庭里的五六个同事一下子涌了出来,使得像走道那样宽的总台前挤满了人。他们纷纷上来帮我拿行里的拿行里,握手的握手,问长问短,那份亲热,那份同事间的情谊,顿使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其实他们也刚从成都赶来,只不过比我早到两个小时而已,我们按约今天终于在这里汇合了。
我与老审判员童燕住一个房间。她原来一直在刑庭工作,前几天刚到经济庭,但这次出来却是委屈她当书记员。不过这次她能出来,对庭长很感激,圆乎乎的脸上笑意融融。因为法院有很多老同志到退休还未乘过飞机、住过宾馆。所以,经济庭在法院内部来说,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庭了,故也称之为“热点庭”。谁要是能在退休之前到经济庭呆一二年,跟着年轻人出去办案的同时走一走、看一看,就是不错的待遇了。
暮色苍茫时分,晚饭开始了,大家叽叽喳喳就在这饭店简易的餐厅里款款而坐。
突然,一位高跳的女子姗姗而来,四十多岁,白白静静,长脸大眼睛,她本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现在她是一脸愁容,对别人的谦让几乎没有反映。
原来她是韩经理的妻子陆亚娟,丈夫失手欠下这笔巨款,她的心情可以理解。
第二天早晨,骄阳似火,我万万没想到才五月份重庆就变成了火炉。
上次来重庆,到处迷雾蒙蒙,终日不见太阳,沉闷潮湿。而如今,汗水湿淋淋,厚厚的春秋制服,看着就直冒汗。更糟糕的是:我没带夏装制服。
大街上,有些女子大胆的装束,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上面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有的背心仅比胸罩大一点而已,胃与肚脐眼毫不吝啬地裸露在外面,下面的裙子也短得不能再短,唯独黑黑的熊猫眼睛与红红的嘴唇与我上次看到的没有多大差异。重庆女子这样大胆的装束,我与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穿着白色长袖衬衣与黑色长裙,不描眉,不涂口红,我走到那里,人们都会投来怪异的目光,一看便知我是个“外来妹”。
我和童燕向欢山邮局奔去。
“面的”在太阳晃眼的盘山公路上吃力地爬行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了邮局。
运气不错,没多久就查询到了武进法院5月3日寄给被告的开庭传票及邮政快件记录,被告单位收发员的大名稳稳地签在那里。至此,该案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我院5月12日缺席审理合情合法,如果再调解不成,则依法宣判。
从邮局出来,我们将被告的另一账户进行了冻结,账面余额虽然不到3000元。但这么做无疑是给被告一点压力。
一天下来,汗水早把我的头发浸湿了,汗珠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掉,衣服从早晨到现在一直是湿的,似火的太阳,烤得我头昏脑涨又渴又累浑身酥软而且脸色煞白。
晚上必须买衣服,否则中暑在所难免。
早晨起来,又是一个艳阳天。我和韩经理直接往被告的上级单位而去。
河滨区供销社的钱副主任全面负责此案。他和蔼可亲,矮墩墩的个子略有些发福。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下后就一起去了欢山供销社。
一路上钱主任与韩经理交换着调解方案,气氛融洽,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一踏进欢山供销社赵主任的办公室,他立刻笑脸相迎,倒茶递水,态度诚恳。一只晃悠悠的吊扇也开到了最快的速度,使这破旧的办公室有了些许生机。
调解的方案提了一个又一个,但差距很大。
韩经理作为原告方代理人很自然想争取被告多还一点,而被告则想少还一点。
赵主任一再强调说:“如果答应了做不到还是空的,仅徐开清一个承包人就骗走了300多万元,还不知道其他承包人是否有同样问题,现在区社已派工作组对我社所有承包人进行排查,正在研究对策,如何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责任,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是受害者。”他神情沮丧。
一番话道出了他的苦衷与无奈。他略带哀求的口气对韩经理说:“将已经冻结的9万多元给你带回去,其余的就算是支持我们贫困山区吧。”
“不行!”韩经理细细的声音斩钉截铁,要是这样还调解什么?冻结的钱本来就是囊中之物。
烈日当空,赤日炎炎,调解毫无进展,原告心急如焚。午饭过后,调解在继续。
韩经理还是坚持上午的观点,30万货款,余款被告可以用物资相抵,利息及催款费用可以放弃。
赵主任还是坚持冻结的9万元,他哭诉着他不是不还钱,而是实在没钱可还,就这点钱还是银行贷款。
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应该全额退还货款并承担该款的全部损失。可是,被告的现状,一下子要拿出45万元巨款确实有点不现实。如今欢山供销社遍地开花式的发包承包的改革方式,也值得总结。承包人每人手里一枚供销社的合同专用章,想盖就盖,发包人完全不能控制承包人的所作所为,到底以供销社名义签订了多少合同,被告一概不知。
现在全国各地类似的矛盾已像雨后春笋般显露了出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动摇,新的市场经济还需完善,由于双重体制产生的摩擦与缝隙,使得徐开清这类人有了可乘之机。这些问题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切实管理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后果将不难想象。好在被告的上级区社已经派人开始对被告单位进行整顿。
目前被告的现状确实没有钱,怎么办?
他们僵持的时间已经很长,我对赵主任说:“你们困难是事实,原告比你们经济条件好也是事实,可原告将货款45万元货款汇到你被告账户上更是事实,你们不能因为原告比你供销社经济条件好而要求原告放弃这么多,双方应该调整一下立足点,在还大部分货款的基础上要求原告让点步,这样才有调解的基础,要不是考虑到你社的实际情况,原告又有何理由要让步呢?所以,你们提一个确切可行的原告能接受的方案,否则我们都不要在这里无谓地浪费时间。”
钱主任赶忙接上来说:“大家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说完便将赵主任叫到了一边。
过了十几分钟,钱主任将我也叫到了一边对我说:“欢山供销社确实没钱,待我回去向杨主任回报,由区社帮他们借一些款,但要30万是不可能的,你看,叫被告拿18万怎样?余款我们还可以抵一部分物品。”他的态度非常诚恳。
被告总算有了明显的让步,这一让便是原来的一倍多,很不容易。
韩经理还是不同意。
时间已不早,我通知他们双方明天上午八点三十分到和桥饭店继续调解。
晚上,我与出差在郑州的原告蒋主任电话联系,将今天的调解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又与已经在山城开会的武进县供销社蔡主任取得了联系,希望他能从江北区赶来参加明天的调解。
“我明天一定来!”电话里传来了蔡主任果断的声音。
明天能成功吗?我期待着!
第二天早晨起来,太阳依然像一团火球斜挂在天上,八点过后,被告方的赵主任与代理人额头冒着汗珠来到了我的房间,钱主任也来了,背上的衣服也湿了一大片。
原本闷热狭小的房间,多了十几个人更热了,床沿上坐满了人,有的只能站在门口,一台旧电扇根本解决不了热的问题。
我抓紧时间主持原、被告双方进行协商,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原告方的韩经理干脆地说:“一次性付款35万元,其余10多万全部放弃。”
“不行!本金的一半22.4万元,其余可以用物品抵满35万元。”被告方的赵主任也毫不含糊。
双方各执己见已半个小时,他们脸上的汗珠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往下滑落,韩经理只是随意地用手擦了一下,而赵主任干脆用头往手臂上擦。看得出,双方都很紧张也很认真。因为,他们都清楚,每一个让步的背后,意味着是来之不易沉甸甸的人民币,是钱!
他们自由商量的时间已经够长,要是能达成一致意见早就达成。调解已经遇到了瓶颈,我提出:“被告拿30万元,原告15万加利息共计20万全部放弃,被告也不用物品再抵余款。”
“还是不行!我们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钱,至于物品,只要欢山供销社有的,任由原告挑选。”赵主任首先提出了异议。
30万元的调解方案,是千里之外蒋主任的意见。他一再强调:宁愿多让一点也不要拿货,路途这么遥远,把过时商品拿回去反而倒贴了运输费。蒋主任表示,最终听蔡主任的意见,一切由蔡主任来决定。
已是十点多钟,小小的房间里气温明显升高,个个汗流浃背,脸红耳赤,各不相让。
蔡主任怎么还不来?大家都期盼着这位决定性的人物能早点出场。
正在双方争执不休时,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蔡主任突然站在了房门口。
大家的目光全部落到了这位风尘仆仆的大主任身上,随即起身让出通道,热情地让座,大家都清楚,真正决策的人到了,调解是否成功一切由他定夺,最后的方案得由他来出。
蔡主任先听了听双方意见,无非是22.4万元与35万元之间的差距,他看了看双方,也没再做双方的工作,他四方的脸上带着微笑,语气平和一字一句地说:“本金的一半,被告必须在3天之内付清,其余原告全部放弃。拿到款后原告向法院撤回起诉。”
“好!好!”钱主任第一个叫了起来,迅速起身握着蔡主任的手抖动着连声说:“谢谢!谢谢!”钱主任表示:“我们区社一定尽全力想办法把这笔款凑齐交到你们手上,决不辜负蔡主任您的一片情谊!”
此刻,房间里沸腾了起来,被告方的赵主任激动的两眼放光,也抓住蔡主任的手,由衷地感谢他对贫困山区的体谅与支持。
被告代理律师的脸上也喜气洋洋,自告奋勇由他起草协议。恐怕案件审理到现在被告方由他起草的所有诉讼材料中,这是他最乐意的了。
我也没想到蔡主任会这样爽快、这样慷慨。一让就是近30万元人民币!
怎能不激动呢?从提出管辖异议到上诉、申诉再到拒不到庭,其争管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少付一点款。谁知,今天调解却只要被告退还本金的一半,原告的实际损失却是近30万元,就是被告争回了管辖权也未必有这样好的结果。
既然双方已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原告就等着被告三天后的22.4万元货款了。原告只要一拿到这笔款,便向我院撤回起诉。故写好的协议暂不签字。
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原告放弃了几十万元后还拿不到钱。万一被告未能按时付款,那么,法院还可以判决。
钱主任代表被告的上级区社执意要请吃饭,以表谢意。
他的邀请是真诚的。但我们还是婉言拒绝了,只要早一天能拿到货款,比什么都好!
案件算是暂告段落,等钱拿到后便告结案。这几天紧张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5月19日,是我儿子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日子。
出来几天了,白天忙着办案,晚上忙着商量案件,我抽不出没有时间与家里联系。房间里的电话只能接,却不能打长途。与蒋主任联系,都是由他打进来。所以,晚上便不能离开房间。饭店总台有一部电话可以打长途,但总是挤满了排队的人。待商量完了案件再去马路边公用电话上打又怕太晚吵醒了孩子。就这样,我除了到重庆的当天给家人报个平安外还没再打电话回去。
吃完晚饭,我兴冲冲地来到了饭店门外马路旁的公用电话亭。
电话终于通了。拨通电话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可我仿佛等了很久、很久。我兴高采烈地问儿子比赛的结果。电话里,丈夫慢吞吞地告诉我:“很糟!他没有讲。”
我惊讶,这么会这样呢?儿子已经练得很不错了,不但流畅,而且声情并茂。
我急切地想知道是为什么?
原来,丈夫要开会,所以请儿子班上的陈老师陪他去参加了比赛。谁知,儿子上台后居然一言不发,撅着小嘴耷拉着脑袋呆呆地站在台中央,一脸的不高兴,任凭主持人怎么引导他,他就是不开口,场下爆发出了阵阵笑声。无奈,只能下来让别人继续比赛。
这下把陈老师急得满头是汗,在陈老师的努力下,组委会终于同意比赛结束时再给我儿一次机会。
真是来之不易的机会。
儿子再次站在了舞台中央。谁也不曾想到,他呆呆的还是不开口。
下面再次爆发出了一阵哄笑。这笑声使主持人和陈老师很是尴尬。
陈老师也火了,在不远处冲他喊着:“讲呀!为什么不讲?为什么?”
“哇……”他站在舞台中央大声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他一边哭一边伤心地说:“别人都……都有妈妈爸爸陪……陪着,妈妈答应我的,她……她不来,爸爸也答应我的,也……也不来。”他边说边擦眼泪,把化了妆的脸搞得一塌糊涂。他这一哭,惊动了台下的评委与观众,也惊动了组委会成员,当然把陈老师的眼泪也哭了出来。台下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没有了一点笑声。
组委会在了解了情况后,破例对上了两次舞台却没讲一句比赛内容、只会哭鼻子的比赛选手颁发了“蓓蕾奖”。
始料未及的结果。
儿子的这种举动,像一把无形的利刀刺进了我的胸膛,把原本调解案件后的轻松一扫而光,刺得我的心在流血。
我从行里箱中拿出了磁带,磁带变得模糊了,我真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听听儿子讲得故事。前几天在家时,儿子为了这次比赛,没少练,为了语气、节奏、吐字、表情,他是练了一遍又一遍,为了效果,我也一遍遍为他录音,然后放给他听,使他知道哪些地方还需注意,哪些地方应该保持原状。在我来之前,可以说他讲得很不错了。可谁知,居然是因为父母未陪他去而造成如此局面。我到这里的当天晚上,打电话回去时,他在电话里还撒娇地叫我一定要在比赛时赶回去,我当时就批评了他,儿子在电话里当场就委屈地哭了。谁想到,今天比赛他果真砸了锅。刚才叫他来接电话,他不敢,怕我批评他。儿子的躲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傻傻地看着这盒磁带,思绪很乱、很乱,一股强烈的做母亲的失责感直堵得我心发慌。
不知躺在床上看着手里的磁带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了儿子那清脆的、稚嫩的声音在我耳旁响了起来,他那声情并茂的故事在我耳旁讲了一遍又一遍:
故事“小象冲凉”:“夏天的丛林里,又闷又热,小象想找一个让自己凉快些的办法。……”
故事“小象冲凉”:“夏天的丛林里,又闷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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