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婆婆单独相处的时间多了些，便成了她的倾诉对象。那天，婆婆安顿好孩子，与我闲聊起来。

“女人这辈子不容易，我们这一辈儿的女人更不容易，侍奉公婆，要百依百顺的，一个不小心，惹得婆婆不满了，那可是破口大骂。”

婆婆停顿片刻，接着说：“凯杰奶奶大字不识一个，可是说起话来，那就是把机关枪，把人往死里突突。”

我不说话，耐心倾听，从婆婆的话中，我足以感受到她曾经受过的委屈。

“那时候，生产队里，大家唱歌解闷，有一句是：大海航行好舵手。凯杰奶奶不识字，非得唱出个大黑汉子好多手。村里人都在背后笑她老糊涂，我说：妈呀，您唱错了。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你认得字还没我脚丫子多，你跟我显摆啥。骂完还不解气，狠狠地朝脚下吐口唾沫。”

我突然想笑，却知道不合适。

“凯杰爸翻新厢房被石头砸死了，凯杰奶奶在门前骂了三天三夜，硬说是被我克死的。我家凯旋四岁，在家里哇哇大哭没人管，凯杰才出生两个月，街坊妯娌没一个人劝劝我婆婆。这事要赶到现在，谁还会说凯杰爸是被我克死的？人的寿数是命里注定的，和我有啥关系？”

婆婆叹了一声，接着说：“我俩儿子，老大是醉鬼，老二是书呆子，平常有个痛呀痒呀，心里不舒坦，跟谁都说不着。玲玲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可毕竟不是亲生的，把她养大了，倒是养出了仇，落得个满心的埋怨。”

婆婆说话的间隙，我为她倒了一杯水。

她喝一口，接着说：“我知道玲玲怪我把家里的钱都用在她哥身上。我家凯旋买房娶媳妇，试管婴儿，几乎掏光了家底。凯杰上医学院，一上就是五年，刚出了头，当上了主治医生，又要交首付买房子。咱这你懂，男人好赖都得衬得起房子，可女人不一样，有房没房都能找到婆家。”

婆婆说话间再一次叹息，继续说：“我也知道亏了玲玲，我想好了，玲玲的孩子，我带，吃喝拉撒我来管，她两个哥都安顿好了，以后有了积蓄自然少不了她的。”

她叹了一声，说：“我们这些老疙瘩就是来还债的，一辈子都还不清。”

我对婆婆突然生起了同情，轻声宽慰她：“阿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玲玲一进家就抱起孩子，不停地亲着，显得有些兴奋，大概是孩子爸爸信誓旦旦的承诺让她走心了吧。

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回味婆婆的话，回想她苍老悲哀的神情，我真切感受到生活本身的不容易，内心仿佛悄悄打开一扇窗，有一缕阳光透进来。这些年来，我如同一只被囚禁在壳里的软体动物，依靠那些粘稠的液体缓慢运行，也许，我应该放下包袱，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一天晚上，我在房间批改作文，婆婆推开我的房门，说：“心茹，出来喝点粥吧，我放了核桃，你用脑多，补补。”

我礼貌地回应：“阿姨，我不饿。”

“我回乡下，听街坊说月子里要吃五顿饭，我得空就煮了粥，不饿也少喝点吧。”

我不好再拒绝，起身走出房间，婆婆为我端出了粥，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心茹，你是在写小说吗？”

我被粥呛到，咳嗽几声，说：“阿姨，我在批改作文。”

“你写小说很久了吧？”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玲玲接过话头，“写作靠天赋，心茹在娘胎里就在酝酿小说。”

“阿姨，不是那样的，其实——”

玲玲打断我，说：“心茹，有机会帮大妈写家谱。”

婆婆显得很受用，笑说：“心茹那么忙，哪有时间写家谱。我这辈子是吃得了苦中苦，没能成得了人上人。玲玲爸和街坊呛起来，把膀子甩掉了，从那以后，一抡镢头，膀子就容易掉。我只学了一次，就会给他复位。街坊们都说，我要是能多读些书，别说是赤脚医生，就是医院里的大夫也不如我。”

玲玲瞥一眼婆婆，揶揄道：“大妈，您不想写家谱，您想写自传哪？”

“我们祖上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没什么好写的，只是到了凯杰姥爷这，扛枪打仗去了。”婆婆顿了顿，我以为她会说说自己的父亲，她说：“咱既然是写自己家的事情，就不急于这一时半会。”

我狐疑地看着婆婆，一位乡下老人，大半生无非是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苦日子，即便我是作家，又有什么可写？

婆婆放下了筷子，语调平缓地说：“心茹，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就算是不写家谱，兴许以后用得到，小说吗，就是讲故事。”

我在心中嗔怪玲玲，可又觉得这个谎话短时间之内是无法澄清的。或者，等他们搬走之后，这个谎言自然也就无大碍了。

“凯杰姥爷认得几个字，那时候在村里，大家都是大字不识几个，凯杰姥爷算得上是文化人，在村里的学堂教书。我出生那年，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出了问题，非要去参军。那时候，我还不满一岁，我妈哭着劝他别去，我爷爷在家门口堵着他，我奶奶颤巍巍的小脚肿的鞋都穿不下上，到处找村里的长辈来劝他，可我爹不听劝，还是跳窗跑了。”

玲玲打断婆婆，揶揄道：“大妈，讲故事要有个起落调。你这么不急不缓的讲下去，要讲到猴年马月呀。”

婆婆没理会她，继续说：“我爹这一去就是十年，我爹当兵第九个年头，我妈熬不住了，和村里的一个男人好上了。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我爹知道后给我奶奶回信说，是谁的孩子就还给谁，可我妈就是不肯说孩子是谁的。”

“可能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玲玲漫不经心地说。

“玲玲。”我低声嗔怪。

婆婆没理会玲玲，继续说：“我奶奶说，村里的光棍汉太多了，我妈自己也说不清。大队干部就来家里，拿鞋底子抽我妈的脸，一张脸肿的认不出模样了，她就是不肯说。”

婆婆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我为她递过纸巾，她未接，用双手擦干了眼泪。

“我妈后来跟村里卖颜料的老头走了，那人是个老光棍，每天醉的五迷三道的，连村里的狗都不待见，呲牙咧嘴地要咬他。我妈生下了孩子，几天就死了，后来再也没生下个一儿半女。那个死老头有个老不死的妈，母子两人合计起来挤兑我妈，他们要么说我妈好吃懒做，要么就说她在外面偷男人，用笤帚，扫帚，烧火棍打我妈，儿子打，老太太就在一边叫好。我妈住在那个又深又长的窄胡同里，街坊们每天都能听见那个死老头的打骂声和他妈的叫好声。”

婆婆没有了眼泪，她语调沉稳，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知道，她的内心是凛冽的，也许，痛到极处便感觉不到疼痛吧。

“我们一帮半大的孩子踩着草垛，趴到院墙外看，我妈靠在院子的石墙上，一声不吭，脸被头发遮住了，也看不出她哭了没。那会，胆大的孩子就呜哇乱叫，胆子小的就哭着回家找妈妈。我奶奶告诉我，我妈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只是傻看，从来没喊过，也没哭过。我妈去世那年，我爹让我去送纸墩子，我去了，可一滴眼泪都没掉，送完就回家了。”

孩子哭闹起来，玲玲抱着孩子一边喂奶，一边在屋里踱步，她凝视婆婆，想说什么，还是沉默了。我的心情有些沉闷，对于婆婆悲苦的经历，我虽然无法感同身受，却能深切体会到婆婆内心的痛。

“我和亲妈那么生分，我真是枉为人。自己的妈挨打，我一声不吭，妈死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自己当了妈，才知道当妈的苦，哪怕我妈有天大的不是，十月怀胎的苦也是为我受的。所以，我告诉凯旋和凯杰，这辈子，能对不起任何人，决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妈。”

玲玲说：“大妈，您放心吧，大哥二哥都是正儿八经的妈宝男。即使娶了媳妇生了娃，也是和妈亲。”

婆婆眼泪滚淌，我再一次递过纸巾，她依旧未接，用双手擦拭，继续说：“我妈死的前一天晚上，我梦见她穿着一身白褂子，一个劲向我招手，可我走过去，她却转身走了。那时候，要是会解梦，我就应该偷偷去看看她，我常想，我妈临死时，有没有喊我名字，是不是想见我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想着想着，我的心就好像刀割的一样。”

“阿姨，那不是您的错。”

婆婆叹一声，说：“我这辈子，丁是丁，卯是卯，可就是凯杰姥姥这事，我想来想去，真是说不出个对错。那时候，我家门前有一口井，我妈总去井里挑水，我坐在门槛上傻愣愣地看着。我妈挑着扁担，一步一回头，有一次，她被石头绊倒，把水桶摔坏了，还被那个颜料老头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

“后来，那个颜料老头呢？”我问。

婆婆似是咬牙切齿地说：“被阎王爷收了，去山上干农活，直挺挺躺在庄稼地里，等村里人知道都生了蛆，被乌鸦吃掉大半个身子。”

我回到房间，了无睡意，从柜子里拿出之前的日记。我突然明白，婆婆为什么想写家谱，也明白了我从前为什么热衷于写日记。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痛，无人诉说，无人能够感同身受，也许，对自己说说，会是一种宣泄，一种解脱。

第二天，我为家谱的事情与玲玲摊牌，我态度严肃地对玲玲说：“我要告诉阿姨，我不是作家。”

“我大妈可是跺跺脚天摇地动，放个屁山崩地裂的人，你要真说了，她说不定吐着唾沫星子寒碜你。”

“我本来就没说过我是作家，是你在骗她。”

“弥天大谎都已经扯了，她都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脑袋清醒的时日也不多了，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一会阿姨回来，我就向她坦白。”

“随你，大妈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我不管。”玲玲为孩子换下一片尿布，递给我，说：“我大妈可是嫉恶如仇的人。”

玲玲抱着孩子走进客厅，对我说：“我们的家事还真值得写成一本书。我爷爷过去参加了国民党，后来跟着一拨人做了逃兵，一路上干起了土匪，我爷爷胆子小，扔了枪杆，一路要饭，两手空空回了家。”

“好像电视剧里的情节。”

“这可是沉甸甸的往事，电视剧中都是小打小闹的把戏。”

我叹息一声，心情有些复杂。

“为这事，我大伯很多年都不理大妈，直到我爷爷得了肺病，大伯才原谅了大妈。那时候，我听奶奶说，爷爷被一口痰堵住了，大家都傻看着，我大妈嘴对嘴把那口浓痰吸出来了。”

我打消了向婆婆坦白的念头，说实话，我不想伤害她，想象着她知道真相之后的失望和鄙夷，我有些胆怯。

我说：“如果一个人永远背负历史，她会生活的很沉重。”

玲玲一脸鄙夷，对我挖苦道：“吃饱撑的，瞎琢磨啥呢。管好眼前的事，历史啥都给不了你。”

“每个人都从历史中走来，你的过去，你的童年记忆，都是你的历史。如果不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就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玲玲瞟我一眼，道：“你是作文老师，又不是历史老师。别说历史啦，我上学时，最讨厌历史，每天背背背，背不下来，老师就拿书本敲我脑袋，我这个脑袋生生被老师敲成了葫芦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