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会结束的第二天，我去了趟贝卡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早上去的时候好好的，是自己用两条腿走着去的，回来却是被人用自行车驮回使馆的。

前一天晚上，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夜已经深了。我关上大门，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的短袖衬衣和西裤都已经被汗水浸透。我的双腿僵直，连坐都坐不下来。这一天，我从早上六点起床开始干活，一直到深夜，算起来已经马不停蹄忙碌了十七八个小时。客人一走，稍一松懈，我恨不得倒头就睡。但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我必须把在吉多举行开馆招待会的消息立即发出去。今日事今日毕，这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的习惯。我强打起精神，用脸盆盛了点水，擦了擦脸和身子，换了身干衣服，觉得恢复了点精神。我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写招待会的消息稿。累了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手已经不听使唤。

我忙到凌晨才把消息稿发出去。一个人举行开馆招待会，确实把我累得不轻。从小在山里长大，我自认为身体底子不错，但岁月不饶人，毕竟已是知天命年纪，一周忙下来，竟是从未有过的累，仿佛浑身上下的精气神都被这一场招待会给抽走了。但我又是无限兴奋的，这是我凭借一己之力成功举办的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我想，我应该是完成了居华大使交给我的到吉多的第一个任务——在吉多正式建立了我们的使馆。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为此感到自豪。我是驻吉多使馆的第一人。吉多方面很配合，很给面子，出席的规格很高，有那么多吉多政府高官来捧场，这样的场面在一个人的外交生涯中可遇而不可求。说句实话，越是大的国家，参加招待会的官员级别就越低，反之越是小的国家，来客的身份就越高。我以前只是听外交界的前辈们说过，现在自己亲身经历，从中感受到的喜悦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也让我更多了几分作为外交官的神圣感和荣耀感。还有一条让我满意的是，鲍尔斯代表吉多政府在公开场合再次重申了对我们国家领土完整的支持。一段时间以来在外盛传的吉多要同G方建立官方关系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当然，招待会上我也感觉到了涌动的暗流。招待会这类外交活动，看起来只是吃吃喝喝，讲几句官样话，实际上大有乾坤。别的不说，在邀请的客人当中，谁来谁不来，谁讲什么话，甚至在你讲话时，对方是什么表情，你都能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副总统穆尼说来，结果没有来，我总觉得事出有因。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P国代办布朗虽然来了，但来者不善，不阴不阳的话就是成心想挑事。布朗为什么是这种态度呢？我暂时说不清楚。我在讲话中讲到有关G方问题时有意做了停顿，发现有两个人的表情和其他人不一样。一个是德皮，德皮低着头，没有在看我。还有一个就是布朗，布朗的胡子欠了一下，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一定也不怀好意。

这天，我本来想多睡会儿，在家歇着，好好养一下，但上了岁数，想多睡也睡不着，还是早早就起了床。我去院子里走了走，空气很清新，几种不同颜色的三角梅盛开着，木瓜树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木瓜。我顺手摘下最底下、最大也是最熟的那个木瓜。木瓜已经呈金黄色，很是诱人，拿在手上，我竟然有一种久违的自得其乐的收获的感觉。这时，有一对小鹦鹉呱呱叫着从我眼前飞过。这些小鹦鹉有个好听的名字叫love bird，也就是传说中的爱情鸟。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地出没。看见它们我想起了吕淑琴。这一个星期我只顾忙着筹办开馆招待会，还没有来得及给家里寄封平安信。

我决定去趟贝卡斯，给吕淑琴寄封平安信，顺便补充一下快要用完的日常用品。

贝卡斯坐落在吉多岛的另一侧。到吉多以后，我几次去贝卡斯都是由布莱恩开车接送。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走路去。从使馆到贝卡斯要经过一座铁桥。在使馆院子里，就能隐约望见那座铁桥。我很喜欢那座铁桥。其实铁桥很普通，只不过五十来米长，架在一个小海峡上，将吉多和乔治两个岛连在一起。在我看来，这座铁桥是镶嵌在周围热带风物之间的一道风景，让这个偏僻的地方多少有了一点现代的气息。走在铁桥上，我联想到家乡的桥。家乡的桥架在山沟里，山沟里有了桥，可以少走不少弯路，也添了风景。对于小孩而言，则是又多了个可以玩耍的地方。小时候上学放学，走在桥上，我会停下来，看四周的山，看山里四季变换的景色，看时而路过的车辆和行人。有时，我还会同其他小伙伴一起在桥上玩游戏。桥下的山沟里流淌着一条小溪，溪水时而湍急、时而舒缓地向山下流去。在我看来，桥是大山与外界的一种连接，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走过铁桥，就来到了吉多岛。吉多岛是这个群岛国家的主岛，国家的名字也是根据这座岛的名字命名的。吉多岛瘦削狭长，从头到尾只有一条道路。道路两旁是椰林，椰林中可见一间间四面透风的简陋草棚。同基比人一样，吉多人家，条件好的住茅屋，条件差的住草棚。第一次在基比见到这些茅屋草棚，我还禁不住担心：这种既不挡风也不遮雨的茅屋草棚，到了冬天该怎么办。后来转念一想，基比是热带，一年到头只有如夏的气温，没有四季之分，更没有冬天。我不禁哑然失笑，被自己的无知逗乐了。我从小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天地终有四季，自从到基比常驻，才开始逐渐接受世界上还有四季不分的地方。

一路上是热带的风景，椰树、棕榈树随处可见，还有凤凰木。凤凰木应该正是盛开期，满眼都是红黄两种颜色，让这个岛国变得妖娆起来。与美丽的花草树木相比，脚下的道路就没有那么赏心悦目了。道路早已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路上有一些行人，衣着简单，有的穿拖鞋，有的干脆打着赤脚。看不见汽车，摩托车也不多，最多的是自行车，丁零零，丁零零，来来回回，从我身边经过。自行车有各种各样的牌子，有国外的，竟然也有我们国内的牌子。国内牌子的自行车，我很熟悉，看着很亲切，想不到在遥远的吉多，也有我们的自行车。看着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我突然也很想拥有一辆。在这样一个岛上，骑自行车肯定别有情趣。不过，这些自行车，零星驶过的摩托车，还有更少见到的汽车，似乎与周围的环境有点不搭调，一种代表现代，一种代表原始，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如果没有这几样交通工具，吉多看上去仍然处于原始的状态，好像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变化。生态是原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原始的。

我顶着太阳走在路上，时空倒转，就好像回到了从前，回到小时候，走在家乡的路上去上学。对外交官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们出国常驻，去不同时区的国家，会有时差反应，去不同纬度的国家，会遇到季节气候的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是时空的穿越者。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不同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我们也就常常要经历历史的穿越。一类是穿越到过去，一类是穿越到未来。去一个比自己国家发达的地方，是穿越到了未来，反之，无疑是穿越到了过去。这样的穿越，反差之大很难说清楚，伴随着的是精神上的惊诧与痛苦。在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中，我们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国家，也就经常是几年生活在过去，几年生活在未来，不间断地在两种状态之间转换穿梭，只有回到祖国，才算回到现实。但即使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只是匆匆过客，过不了几年，又要像军人出征一样，开拔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穿越到一种完全陌生的、或过去或未来的生活。

不用说，我这次到吉多，肯定是穿越到过去。到基比常驻，我已经穿越到了过去。吉多的发展比基比还落后一些，那么到了吉多，我就是穿越到了更遥远的过去。

贝卡斯贵为一国之都，说实在话，却很难同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首都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外交职业生涯中，我当过几年外交信使，见识过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的首都，像贝卡斯这样的首都，却是第一次见到。到基比时，基比首都在我看来最多只能算是我们家乡的一座小县城，而且还是山里的小县城。贝卡斯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小山镇，不，是小渔镇，有一个小集市，几家破旧的小商店，只能买到最基本的商品。

还好，贝卡斯还是有邮局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外交官的家信都是由外交信使来回传递。那个年代，外交信使应该是驻外使馆最受欢迎的客人。我当过信使，也曾在使馆负责接送信使。信使每个月来一次，他们来的那天便是使馆所有人的节日。无论信使什么时候到，到得有多晚，使馆上至大使，下至司机，每个人都会耐心而焦急地等待。信使一到，大家全体出来迎接，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真的，英雄有的时候很简单。只要他能满足你的某点需求，你就会把他当作英雄。信使满足了我们同国内沟通的需求，他们就成了我们的英雄。信使每次来，使馆每个人都会收到来信，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收到信最多的人最得意，往往会被别人羡慕。我最多一次收到过18封信，有从家里来的，有同学来的，有原来单位的同事写来的，当然少不了还有吕淑琴的信。但那样风光的时候不多。一般情况下，我收到的只有吕淑琴和家里的来信。随着时代的变化，原来的做法改变了，信使不再给我们带邮件。我们同国内的信件往来变成通过邮局直接寄送。外交官们也就从原来望眼欲穿地盼望信使，变成隔三岔五勤着跑邮局。

到了贝卡斯，我自然先去邮局，给吕淑琴寄了一封信。信早几天就已写好，只是因为忙着准备招待会，一直没来得及寄。我在信里告诉吕淑琴，自己已经到了吉多，一切都已经安顿好，请家里放心。我还在信里写了我在吉多的详细地址。前一封写给吕淑琴的信，还是从基比寄出去的。我告诉她我要到吉多常驻，让她等我的信，信里会有新地址。我怕吕淑琴担心，没有在信里告诉她我是一个人到吉多来的，使馆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愿让她担心。这么多年来，给吕淑琴写信，给家里写信，我早已养成一个习惯——只报喜不报忧。确实，吕淑琴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已经不易，我不能再把自己的压力转给她。我知道，吕淑琴给我来信，基本上也采用相同的方式——报喜不报忧，只有实在扛不住了，才会抱怨一两句。但那样的时候少之又少。在我常驻国外的日子里，我能感觉到，吕淑琴逐渐变得坚强。

从邮局出来，我去了趟集市。贝卡斯的集市以海产品为主，这也对，靠海吃海，吉多的特色就是海鲜。集市内海鲜品种十分丰富，都是渔民一大早刚打回来的，新鲜诱人，价格便宜，看着由不得你不动心。我买了两条当地人喜欢的红鱼。这种鱼长得有点像大黄花，鱼鳞是偏红的深粉色，所以叫红鱼。我想买点猪肉，转了几圈没有找到，问集市里的人，都说没有，只得作罢。我想买蔬菜，结果发现只有几样块茎类的，我们喜欢的叶子菜压根儿就没有。我将就着买了点土豆、西红柿。转出集市，我又去杂货店买了几样日用品。

买完东西，已是中午。我本想去海葡萄旅馆看看布莱恩，顺便感谢他这几天的帮助。转念一想，现在是吃饭时间，在饭点去找他不礼貌，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往回走。现在正是吉多太阳最毒辣的时候，阳光照在身上，像是要把人给烤熟。我尽量找有树荫的地方走。即使这样，不一会儿我就汗流浃背。我一路走一路歇，终于远远地看见了铁桥。见到铁桥，差不多就到家了。一过铁桥，再上一个小坡，就是使馆。

走到桥头，我听见身后有马达声音传来，由远而近。那是摩托车的声音，起初我并没有当回事。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吉多骑摩托车的大多也是年轻人，喜欢招摇过市。我不喜欢摩托车，对摩托车从没有过任何好感。在吉多，我似乎更讨厌摩托车。摩托车噪音大，常常将岛上本有的宁静搅得支离破碎。

摩托车的马达声越来越大，越离越近，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了威胁。摩托车似乎正朝我冲过来。我一边本能地往桥边让，一边想回过头去看个究竟。就在那一刹那，摩托车直直朝我猛冲过来。我躲闪不及，被狠狠地撞倒在地。

我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慢慢醒过来。醒来时，我发现身边围着几个人。他们都是吉多当地人。我感觉头晕，伸手摸摸脑袋，脑袋上鼓起了一个包，但竟然没有破，也没有流血。我伸伸手和腿，发现左手和左腿疼得厉害。我想坐起来，却怎么也坐不起来，挣扎了几下，身体还是不听指挥。几位好心的吉多人上前帮忙，扶我坐起来。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左膝盖和左手臂摔破了，血迹斑斑，皮肤上还沾着沙子。我伸手小心摸了摸，刚一碰到，就感到刺骨的疼。我买来的东西，包括那两条红鱼散落一地。

“What happened? ”我张口问。但我意识到，我的嘴张开了，声音却没有发出去。

“刚才我是不是被摩托车撞了？”我强忍着痛，又试了试，这回总算发出了声音。

“是啊。”有人回答。

“那，那辆摩托车呢？”我问。

“走了，逃走了。”还是刚才那个人的声音。

“那你们看见骑摩托车的人长什么样了吗？”我又问。

几位吉多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我想起被撞倒前，我回头看过一眼，骑摩托车的人是戴着头盔的，看不清脸。

“那你们看清车牌没有？”我再问。

“这里的摩托车不用上牌照。”有人告诉我。

我无语。在吉多人的帮助下，我挣扎着站起来。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有人问。

“不用。”我边说边摆了摆手，顺便指了指前方，还剩几步路，我无论如何都能自己走到家，我想。

我试着向前迈腿，一阵刺心的疼痛传遍全身。我无奈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法走路。

“要不，我用车把你驮回去？”围在我身边的吉多人当中，有人骑着一辆我们国家的自行车，见我走不了路，提出用自行车驮我回家。

这一次，我点了点头，没有拒绝。没有其他人可以帮我，使馆只有我一个人。我只能依靠当地人帮忙了。

在场的几个吉多人帮我把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包括那两条红鱼，交给我。我拿着东西，小心翼翼坐上自行车的后座。那位好心的吉多人推着自行车，一路把我送回使馆。

这一撞，我走不了路，出不了门，不得不把我安排的到任拜会往后推延。到任拜会，在外交词汇中，也叫礼节性拜会，目的是同驻在国领导人和重要官员建立联系，联络感情。新到一个地方，拜拜山头是人之常情，外交上也不例外。英语中也有一个说法，叫作“get to know which door to knock, whom to call”。外交官新到一地，一定要同驻在国有关部门建立联系，知道遇到什么问题该找谁，找什么单位才能解决。我到吉多担任临时代办，不需要像大使那样递交国书，但还是要履行一定程序。我需要给吉多外交部去一个照会，通知吉多方面我们将在吉多建馆，由我出任临时代办，希望吉多方面提供方便和协助。这在我到吉多之前就已经完成。到了吉多后，我先约见了外交部常秘鲍尔斯，实际上就是向吉多外交部先报个到。我打算忙完招待会，等有充足的时间，从容拜会吉多国家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我甚至同外交部已经联系好了，还向他们提交了一份我要拜会的吉多领导人和其他重要官员的名单，外交部答应帮我联系。然而现在，我不得不足不出户，在家养伤。

在铁桥上莫名其妙被撞，我认为一定事出有因。我因此联想到很多事情。外交没有硝烟，但也是一个战场。当外交官几十年，我无数次听说有关外交的种种明枪与暗箭的故事，有的传奇，有的没那么传奇。在这个战场上，外交官们实际上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我们听得多了，经历得多了，也就把这些风险当成了职业的一部分，也就知道和平年代的外交并不和平。

记得有一段时间，在使馆拆信都是个高风险工作。驻外使馆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件，有来自驻在国政府部门的公函，有当地民众的来信，有水电市政费用的账单，还时不时会有包裹。在这些信件包裹当中常常会混进恐吓信，甚至炸弹邮件。我第一次驻外就遇到过。那时，我在使馆每天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收拆外来邮件。交接班时，我的前任专门交代我拆信一定要当心，特别是那些包裹。所以在使馆，收到这些外来邮件同收到国内邮件时兴奋的心情完全不一样，需要的是冷静与小心。一次，我收到一个可疑的包裹。我叫来一个懂行的同事帮忙，小心翼翼打开包裹，发现果然里面藏有炸药。炸药量虽不大，但一旦爆炸，足以致人残疾。也就是说，要不是我多长个心眼，说不准那次我就被炸了手，炸了眼睛，成了残疾。从此以后，我对信和邮件更多了几分职业的戒心和防备。

来吉多的路上，两次遇到飞机故障，我就意识到自己这一趟在吉多不会一帆风顺。飞机安全抵达吉多时，我庆幸地对自己说，直到下一次坐飞机前，我是安全的。想不到来吉多没几天，我就无故被撞，还没有等到下一次坐飞机，我就遇到了危险。对我生命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是飞机，还有其他交通工具，譬如摩托车。我不能断定这是一起针对我的阴谋，是为了恐吓甚至谋害我。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这种可能性绝对不能排除。

布莱恩来看我，顺便给我带来一些外用药和绷带。

“会不会有人想害你？”布莱恩突然对我说。

“我不知道，”我说，“你有没有听说什么？”

“没有，没有，我没有听说什么，”布莱恩赶紧声明，“我只是觉得奇怪。你想想，我们这里摩托车本来就不多，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你才来没有几天，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啊，这确实很奇怪，”我说，“你要是听说什么，一定告诉我。”

“好的，不过你还是得小心点。”布莱恩答应说。

我没有再问下去。但是布莱恩的话让我进一步意识到，吉多虽然偏僻，民风虽然淳朴，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布莱恩能这么想就很说明问题。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国际上的风吹草动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吉多来。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与G方的斗争也早就在吉多登陆。事实上，吉多从独立开始，就成为我们同G方争夺的一个新阵地。虽然吉多最终选择我们，但G方对吉多的觊觎一刻没有停止，渗透也从没有停止。我之所以只身一人到吉多来建馆，很大程度上就是被G方逼出来的。我到吉多来，按照鲍尔斯的说法，“并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答案很简单，就是有人从中作梗。我知道，鲍尔斯指的是吉多内部。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吉多这个林子不大，但同样什么鸟都有。我必须提高警惕。

被摩托车这一撞，让我对现在使馆的地点再次产生深深的疑虑。我再次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作为使馆，太偏僻，风险太大，不宜久留。刚来的时候我没有看上这个地方，出于无奈才勉强搬进来。现在看来，我的第一印象是正确的。再在这里住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等把伤养好，我要赶紧另外找个地方搬过去。

对了，我还应该领养一条狗，一条看家狗，用来防身护院。在基比使馆，我们就养了一条狗。看来，我一个人在这里，更需要一条狗。

我正在给自己换药，电话铃响了。我单腿跳过去接电话。来电话的是鲍尔斯。鲍尔斯听说我被摩托车撞了，打电话来慰问我。

“听说代办先生被摩托车撞了，我们感到很难过，”鲍尔斯说，“同时，我们也向你表示歉意。”

“谢谢你的关心。”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抽空去看你。”鲍尔斯说。

“还好，但我走不了路了，”我说，“这几天的拜会活动恐怕要推迟。”

“这事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拜会的事等你能走路了再说。”鲍尔斯说。

“谢谢。”我说，“常秘先生，我希望能找到肇事者。”

向鲍尔斯提这个要求是我想好的。我在吉多被摩托车撞伤是意外事件，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要保护好自己，我可以搬家，也可以养狗，但这些都是不够的，我必须寻求驻在国的保护。这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赋予外交官的权利，也是给驻在国提出的要求。驻在国必须无条件保护外交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吉多方面有义务找到肇事者，查清事情真相，并为我提供应有的安全保障。我本想过几天给吉多外交部发一个正式照会，提出这些要求。既然现在鲍尔斯主动打电话来，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先提出来。我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无法自己保护自己，只有通过驻在国政府来提供安全保护，确保类似事情不再发生。

“Well! Be rest assured． 你放心，代办先生，”鲍尔斯认真地说，“我已经同警察总监尤素福先生说过了。我们一定会尽快追查肇事者。有消息会及时告诉你。同时，我们也向你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谢谢常秘先生，谢谢你的关心。”我说，“同时，我也希望尽快得到你们的消息。”

“好的，我们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鲍尔斯说。

我感谢鲍尔斯做出的承诺。我希望他们能一追到底，只要他们有决心，应该不难查清楚。吉多本来人就不多，就像布莱恩说的，有摩托车的一共也没有多少人，查出是谁应该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吉多方面能有这样的意愿和决心吗，我心里没有底。

在家养伤是一段心灵与身体备受煎熬的日子。头上撞出来的鼓包竟然没有大碍，没有造成脑震荡。即使有，我也没法去查，好在鼓包消得很快，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手臂和膝盖上的伤却一直好不了。我开始以为，在热带伤口会愈合得快，结果不然。在热带，人好动，伤口刚结痂，一不小心又裂开了，还化了脓。就这样，好了又裂，裂了又好，只得十分小心，什么事也不做。吉多这个地方，没有电视，除了一份消息稿，甚至连一份像样的报纸也没有。电台只有一个，每天只播四个小时，是我了解外界的唯一渠道。我想出去办事，有不少事情等着我去做，但去不成，因为我走不了路。我想到院子里去种点菜，好解解馋，来吉多后我就没有吃过像样的叶子菜，但也不行，因为我没有办法蹲下身去。我只能坐着或躺着，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走，做饭也得小心翼翼。实在无聊时，我就拿出随身带来的那本唐诗和朱自清散文集，翻来覆去地看，看来看去看到的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父亲的背影，心里装满无法排解的乡愁。

生病的时候，人最为脆弱，而在一个远离亲人，甚至是远离国人的孤岛上，一个人生着病，没有人来看我，没有人来问寒问暖，没有人给我哪怕是递上一碗热汤面，我的心里更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委屈。我想起收到去基比常驻的通知后，我回家告诉吕淑琴，说我要到基比常驻。

“基比是一个什么国家？”儿子小松在一旁听见了，问我。

我刚想回答，不料小松又加了一句：“爸，你怎么老去那些我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家。”

我没有说话。

我无言以对。儿子的心思，我心里明白。我要是去一个国名如雷贯耳、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小松在别的孩子面前就有面子。到基比这样一个国家，小松自然提不起精神，不仅提不起精神，甚至感觉有几分丢人，几分不屑，觉得自己的父亲混得不够风光。是啊，我去的地方越来越小，越来越穷。我第一次去了一个亚洲邻国，第二次去了非洲，现在要去南陆，美国欧洲从来轮不上我。别说是儿子，吕淑琴也不理解，觉得丈夫没出息，人家去好地方，只有她的丈夫每次都去落后的地方，成了穷国专业户了。

说实在话，我心里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外交工作身不由己，由不得我做选择，需要的时候，我无法也不能推脱。或许与常人的想法相反，我总觉得艰苦而非享受才是干外交的应有之义。在我看来，我能拒绝去一个条件好的国家，却不能拒绝去一个艰苦的地方。也许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如果艰苦的地方谁都不去，困难的事情谁都不做，那我们的外交还怎么搞？我一直认为，我是有这样的境界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是不想去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我有时也会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去个发达点的国家、条件好一点的国家、名声响一点的国家，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让儿子也风光一点。当然，我有时又会想，俗话说苦尽才能甘来。或许我现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终有一天会有机会去好一点的地方，那我今天的苦就是为了换来明天的好。两种不同的想法交替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反复在心里念叨，但无论哪一种，我都不能对吕淑琴和儿子说。

放下手中的唐诗，我费力地挪到办公桌前，随手录下下面几句：

故国一去九万里，时光倒溯三百秋。海涯孤岛独自守，辛酸落寞无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