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秋季，渭北高原就阴雨连连，搭在院子里、操场上的各式防震棚实在是没法住了，人们只好纷纷搬回自家的屋子里。秋雨开始下的时候，虽然连绵，却少暴雨。有时晚上下，早上天就放晴。就在人们估计雨水要过去了，准备把发潮的被子拿出去晒晒时，渭北高原又接连下了好几场暴雨，褐红色的高粱、翠油油的玉米被雨水冲得歪歪斜斜。县城大大小小的路面都淌着水，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黛黑色的泥鳅缓慢地蠕动着，贪婪地喘息着。不少人挽着裤腿，提着竹篓子，用一截粗铁丝折成的钩一甩一甩地把泥鳅丢在篓子里，准备用盐渍干后冬天当小菜吃。

暴雨停后，天气开始转凉。整个天空变得碧兰碧兰，星星点点黄、白色的野菊花一夜间悄悄地冒了出来，大地顿时清爽起来。每天清晨，瞿南都会骑个自行车到城墙边听广播学外语。这天，就在他骑车回家的时候，突然整个县城像平地炸起了一声响雷，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了一片。他懵懵懂懂地跟着涌动的人群在街上走着、听着，明白了以前常在报纸出现的那几个人被打倒了。

当又一个春天悄悄来临时，瞿南进了一所学校读书。学校生活一晃就过去了，他并没有记住多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学校的操场很大，边上有一个果园，园里长着许多果树。有几株果树，他以前没见过。这果树长得特别高、树干粗大，麦黄时，结出的果子硕大如鹅卵。到了夜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悄悄地来到树下。他们本来想爬上去，可是那树实在太高，没有人敢爬，于是就用石头使劲地朝树上扔，然后在星光下找着掉下来的果子。

再有，就是入学校不久，他们就被叫到操场上搞了一次“集中教育”。那会儿的大学生不像现在，年龄、阅历、甚至兴趣都差不多。那个年代搞了十多年，大学公开招生也停止了十多年。恢复高考后，积压了十多年的能量一夜间被释放出来，不少已经结婚生孩的人也重新拾起了久违的课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读了起来。等入了学，大家才发现一个班上有已经胡子拉茬的半大中年人，有带着孩子的妈妈级新生，当然还有应届毕业的小毛头。

上课时，大家反正都坐在一起，还不看出什么。但是一到吃饭和活动时，你就会发现，“老生姜 ”和“嫩棒子”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各有各的“圈”、各有各的“摊”。“老生姜 ”们晚上经常出去。“嫩棒子”嘴里经常叨唠谁去给孩子喂奶了，谁偷偷溜回家“过家庭生活”了，可是“嫩棒子”从来就没观察到班上已经有好几对男女开始和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男人闹离婚了。

就在这当儿，北京有一家报纸长篇刊登了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的文章。学校又组织大家读报，又组织大家讨论。报纸上的几句话，瞿南到现在还记得。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到农村插队，娶了个农村女孩子。考上大学后，这男孩的妈妈逼着儿子和那女孩离婚。男孩有点舍不得，他妈妈说：“我们家祖上从来就没娶过农民家的女孩当媳妇，娶个农民的女儿真叫我丢脸。”这句话一下子在学校炸开了锅，这男孩的妈妈成了众口唾骂的“忘本婆”。

学校有一位校长，在会上拍着胸脯对大家说：“凡是中国人，三代以前都是家民。我就是农民，我娶的媳妇不仅是农民的女儿，而且自己也在家务农。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几个平时瞧不起“小毛头”，说他们是“考试入学的幸运儿”的“老生姜”被学校点了名。据说，会后他们都向学校上交了永远不做“现代陈世美”的保证书。

学校的练琴房也是他经常想起的一个地方。琴房就在操场边上的一排平房里，学音乐专业的学生每天早晚在那里练歌、弹琴、跳舞。有时候，声音很吵杂，宿舍的人都捂着耳朵，大骂猪叫狼嚎；有时候声音却很美，轻飘飘、荡悠悠的，同学们便从中分享着一种愉悦。

一次，当瞿南从练琴房经过时，他听到里边传出的一首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瞿南顿时想起了内蒙古草原，想起了吕红。他走到操场边，在爬满青藤的墙壁上摘下一只带着露水的牵牛花。花是浅兰色的，花茎处嵌着淡淡的粉白。他把这只牵牛花夹到了自己新买的一本英语词典中。

很快，同学们就各奔东西了。瞿南到一个中学教了一年多的书，便被调到渭水市委办公室工作了。市委办公室分两块，一块在主楼，几个为市委领导服务的处室在这幢楼上；另一块在大院的后边，紧临大院的花房，由两幢相对独立，又以水泥回廊相连的二层小楼组成。楼外墙角外长着几丛茂盛的竹子，这里显得相当的幽静。

市委大院的人都知道，进出这两幢大楼的人员不仅工作内容不同，就是连说话办事，甚至走路的风格都不同。主楼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的秘书，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替领导办事，为领导跑腿，经常能与领导一同进，一道出。因此，他们总是那么步履匆匆、神情凝重，说起话来既显得神秘，又显得格外谦和，但谦和背后却透着一种矜持。除了自己认定的知己外，他们很少对人说真话，说实话，说长话。平日里，不要说是局外人，就是同一大院的人，他们也很难站下来和你说一段完整的话。

在后一幢楼办公室的大部分是文字处室的人员，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爬格子。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闲散、无奈，可实际上脑子却在不停地转，搜肠刮肚、点灯熬油，通宵码砌文字是经常的事。这批人活得是心累，自诩为“文字机器”。 偶尔，会有人当着他们的面说：“你们是领导的智囊”。这时，只要你注意观察，哪一个是“老枪”，哪一个是“白板”就一目了然。

“老枪”并不代表其年龄大，而是玩笔杆子时间长、码的文字多，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出手快、悟性高，进得去、出得来。”领导用笔杆子也像用其他干部一样，使惯了、用顺手了，自然就用得多。俗话说，熟能生巧。码文字也是一个道理，时间长了其中的套路也就驾轻就熟，无师自通了。

虽说，能经常为领导捉笔操刀是笔杆子的所求，也是笔杆子的荣耀。但是“老枪”自有“老枪”的功夫，虽然入了文字道，但依然留了一颗平常心，自然能够悟出官场中的奥妙，掂出自身的半斤八两，更何况这其中不乏有聪明绝顶的人，深得“守雌收敛”之法，当听到别人称赞时，大多只是无动于衷地笑笑，而“白板”不是初入文字道的新手，就是自视甚高，常怀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屡屡不得志的人。他们一旦听到有人称赞自己，便以为遇到了知音，浑身的血立刻就沸腾了起来。

“白板”这帮子人又分两种。一种是冷板凳坐了十多年，从校门进了机关门，书倒是读了不少，文章也发表过几篇，其中还有人能把上百条警句、名言背个滚瓜烂熟，而一旦把弄起文字，不是“下笔万言、离题万里”，就是“诘曲聱牙、晦涩难懂”。还有一种满脑子装着创新意识，新词、新语、新观点，一出手就追求“新语境”，岂不知这却恰恰犯了文章大忌。虽然，为领导拉条子、写讲话要有新意，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则是另一码事。在大的提法、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在表态上，那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只言片语偏离套路的话的。

为领导起草文稿的要诀就是大报告套小报告。这样，遣词造句必须有出处、有依据，上级文件没有出现的提法千万不能讲。这么一来创新就难了。这时，“老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上级意思一点也没走样，但句式变了。上级用的是简单句，他们就将其变成排比句；上级没有用定语修饰，他们就多用几个形容词润润色。这样听起来既有新意，又四平八稳， 绝对出不了问题。这其中的道理，“白板”虽然身处其中，但却是多少年都悟不出来的。

瞿南初来时也被人称为“白板”，可他自小闲书没少读，悟性也算可以，几次上手写出的稿子，便过五关斩六将被送到了主任手里。主任说这稿子写得可以，可尽管这样，瞿南仍然深感郁闷。因为，稿子到主任手里要经过好几个人的手。每过一次手，不管是改得对还是不对，总有人喜欢把稿子改动一下，以显示自己的能耐。最后，主任也搞不清楚这稿子到底是咋弄出来的，而办公室又最忌讳谈论此事了，写稿子出力还是不出力也就是一笔糊涂帐了。当然，日子久了，真正能摆弄文字的人还是能显露出来的，但毕竟这是个苦差事，没有多少人愿意一辈子把自己往里套，只是身不由已罢了。

一天傍晚，瞿南闲着没事，从大院的集体宿舍溜出来，沿着市委东边向街里走去。虽说上午下了点雨，可天气依然少风闷热。穿过一条宽敞街道，他拐进了一条巷子，巷子的两边摆着不少西瓜摊。俗话说：“沙瓤西瓜，离核桃”。这沙瓤西瓜主要产在渭河边的沙土地里，常见的是红瓤黑瓜子，也有一种叫“三白瓜”，白皮、白瓤、白瓜子，属于西瓜中的极品。 这种瓜不容易伺候，产量不高，但吃起来却最为上口，要是再碰上一个沙瓤的，那可就真算有口福了。

瞿南转了几个瓜摊，想挑一个“三白”沙瓤瓜。就在他低下头，伸出手把一只西瓜从架子车上往下抱时，卖瓜的老汉突然惊慌起来。他一边把放在车挡板上的钱袋子往怀里塞，一边连声对瞿南说：“走了，不卖了，不卖了。”说完，他拉起架子车就跑。

瞿南正要问个究竟，一抬头，就见整个街道乱成一片，有慌慌张张往车上搬西瓜的，有把称杆朝车底下藏的，还有一个中年汉子死活抓着一个想顺手牵羊、偷他西瓜的青年人不放。卖瓜的人先是乱哄哄朝一个方向跑，突然又折了回来，原来巷子的另一边也开来了一辆卡车，从卡车上又跳下十多个戴着大盖帽的人向瓜摊冲了过来。瞿南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市管会”的。那时，还没有“城管队”，这大概就是当下的“城管队”吧。

这些人有的往卡车上搬西瓜，有的从瓜农的手里夺秤杆，熟练地往脚底下一放，然后用力一踩，称杆就变成了几截。瞿南本想说几句，可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他转身向巷口走去。刚到巷口，他就见两个市管会的人正推搡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手里拿着一杆秤，一边躲闪着，一边和他们争吵着。这时，又跑来一个市管会的人，他对那两名市管会的人吼叫了两声，显然是不满意他们不得力的表现。经他这么一吼，那两个人冲上去就夺那女人手中的秤。那女人转身想跑，那俩人用力一拉，她的上服被撕破了。

那女人被激怒了，她向他们挥动着秤杆，喊叫着。这时，又冲上来两名市管会的人，四名男子一起扑向那女人，其中一个人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就往卡车上拉。周边看热闹的人开始指责他们了。

“你们几个男人打一个女人，不讲理呀！”瞿南也冲着那几个人吼了一声。“我们是执行公务，她暴力抗法，活该。”一个市管会的人不屑一顾地撇着嘴对他说。“一个弱女子还暴力抗法，真好意思出口。”瞿南又抛出了一句话。

这时，一个市管会的人冲上来，一把抓住瞿南的领子说道：“我看你和这女的是一伙的，欠揍呀！”瞿南虽然被惹怒了，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这当儿他动不得手，一旦动手，他再有理都会变得没理，说不定还会被这些人暴打一顿。他朝后退了一步，对着围观的人群说：“大家可证明，他想打人，我可是纹丝没动。”“就是的，这冲上来就打人，也太霸道了。”围观的群众显然替瞿南说话。这个市管会的人刚想说什么，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走过，拉了那人一把说：“算了，你别和他哆嗦了，你没看他长得像个白面书生，文绉绉的，和他费口舌能缠得清呵。”

紧接着，传来了几声哨子声，市管会的两辆卡车一阵风似地开走了。小巷子又恢复了平静，卖瓜的人开始整理各自的瓜摊。瞿南没了买瓜吃的胃口，转身要走。这时，他感觉到刚才那个敢和市管会的人理论的女人站在那盯着他看。当两人目光相遇时，瞿南不觉一愣，他们几乎同时叫了起来：“瞿南”，“张翠”。

张翠的皮肤显然黑多了，粗粗的辫子已经剪去，但看上去比在学校时精神了，有了一种女人的韵道。张翠见瞿南打量着自己，不觉脸上有了几丝不易察觉的羞涩。她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别针，把刚才城管队员撕破的衣襟别了一下，对他说：“真要感谢这帮人，要么我哪能碰上你。”

瞿南叹了一口气说：“这帮子人，顶个大盖檐帽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卖些西瓜容易吗，白天风吹日晒，夜里蚊叮虫咬，不就想挣个油盐钱，回家时给娃买个本子铅笔吗。走人就走人，非得那么狠，都说人心是肉长的，我看这伙人就不是。”

“可不是，光从咱县到这就得上百公里的路，一路上辛苦不说，还得花钱买路。要是遇到阴天下雨，眼看着瓜一个个的烂，心就像拿锥子戳一样，可眼睁睁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哎，不说这些了。”张翠边招呼一个卖瓜的妇女替她照看瓜摊，边对瞿南说：“天都快黑了，我估计你也没吃饭，我们找个地方吃点饭吧。”瞿南嘴里吭哧了两声，也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不同意。张翠扑哧地笑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你怕啥，是不是晚上有人等你了。”

“这倒不是，不过…”，瞿南嘴里支吾着朝张翠瞅了几眼。“你这读了大学的人，性子还是那么蔫，一点都没变。我哪能穿着撕破的衣服和你一道走。你不怕别人说闲话，我还怕呢。”

说罢，她麻利地拎起放在树底下的一个包，一转身躲到树后，换上一件衣服又立马转了出来。俩人到沿街走了几步，瞿南看到一个面馆，就说：“这就挺好，你知道我离不开面，进去吃碗。”“哪怎么行呢，今天你听我的，我们去个亮堂地方，炒几菜。你当干部的，就让我请一次。”瞿南想了想说：“那也好，不过先男后女。今晚我来，下次你请我。”

点过菜，瞿南见张翠嘴张了几次，又欲言又止，估计他有事要说，便半开玩笑地说：“你看刚才还说我性子蔫，娃都喊我叔了，想说啥还有不好意思的。”张翠笑了一下说：“就是这娃的事，他爸这几年跑到外地一家工厂干活去了。娃在家没人照管，我想把他接到城里上学年龄了，可跑了好几家学校，嘴皮子都磨破了，不顶用，人家不收。本来我不想给你添事，可市里就识你一个当干部的，真是有点张不开嘴。”瞿南想了想说：“娃上学的事不能耽误，我想想办法。”

张翠好像找到了救星，兴奋得差一点掉下眼泪。吃过饭，路灯已经通明，俩人又聊了一阵。走时，张翠要送她，瞿南不让，他从市委的后门回到了宿舍。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瞿南觉得这人世间的事真是琢磨不透。如果张翠的嫂子当年不把孩子掉进渭河，她也就不会换亲，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也许这会儿也从哪个大学毕业了。想到这，他突然想到了黄祥，想到了黄祥对张翠当年退学之事的忿忿不平。刚才，他们也谈到了黄祥，可谁也不知道黄祥这会儿在哪，活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