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巧遇张翠

进入秋季,渭北高原就阴雨连连,搭在院子里、操场上的各式防震棚实在是没法住了,人们只好纷纷搬回自家的屋子里。秋雨开始下的时候,虽然连绵,却少暴雨。有时晚上下,早上天就放晴。就在人们估计雨水要过去了,准备把发潮的被子拿出去晒晒时,渭北高原又接连下了好几场暴雨,褐红色的高粱、翠油油的玉米被雨水冲得歪歪斜斜。县城大大小小的路面都淌着水,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黛黑色的泥鳅缓慢地蠕动着,贪婪地喘息着。不少人挽着裤腿,提着竹篓子,用一截粗铁丝折成的钩一甩一甩地把泥鳅丢在篓子里,准备用盐渍干后冬天当小菜吃。

暴雨停后,天气开始转凉。整个天空变得碧兰碧兰,星星点点黄、白色的野菊花一夜间悄悄地冒了出来,大地顿时清爽起来。每天清晨,瞿南都会骑个自行车到城墙边听广播学外语。这天,就在他骑车回家的时候,突然整个县城像平地炸起了一声响雷,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了一片。他懵懵懂懂地跟着涌动的人群在街上走着、听着,明白了以前常在报纸出现的那几个人被打倒了。

当又一个春天悄悄来临时,瞿南进了一所学校读书。学校生活一晃就过去了,他并没有记住多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学校的操场很大,边上有一个果园,园里长着许多果树。有几株果树,他以前没见过。这果树长得特别高、树干粗大,麦黄时,结出的果子硕大如鹅卵。到了夜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悄悄地来到树下。他们本来想爬上去,可是那树实在太高,没有人敢爬,于是就用石头使劲地朝树上扔,然后在星光下找着掉下来的果子。

再有,就是入学校不久,他们就被叫到操场上搞了一次“集中教育”。那会儿的大学生不像现在,年龄、阅历、甚至兴趣都差不多。那个年代搞了十多年,大学公开招生也停止了十多年。恢复高考后,积压了十多年的能量一夜间被释放出来,不少已经结婚生孩的人也重新拾起了久违的课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读了起来。等入了学,大家才发现一个班上有已经胡子拉茬的半大中年人,有带着孩子的妈妈级新生,当然还有应届毕业的小毛头。

上课时,大家反正都坐在一起,还不看出什么。但是一到吃饭和活动时,你就会发现,“老生姜 ”和“嫩棒子”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各有各的“圈”、各有各的“摊”。“老生姜 ”们晚上经常出去。“嫩棒子”嘴里经常叨唠谁去给孩子喂奶了,谁偷偷溜回家“过家庭生活”了,可是“嫩棒子”从来就没观察到班上已经有好几对男女开始和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男人闹离婚了。

就在这当儿,北京有一家报纸长篇刊登了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的文章。学校又组织大家读报,又组织大家讨论。报纸上的几句话,瞿南到现在还记得。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到农村插队,娶了个农村女孩子。考上大学后,这男孩的妈妈逼着儿子和那女孩离婚。男孩有点舍不得,他妈妈说:“我们家祖上从来就没娶过农民家的女孩当媳妇,娶个农民的女儿真叫我丢脸。”这句话一下子在学校炸开了锅,这男孩的妈妈成了众口唾骂的“忘本婆”。

学校有一位校长,在会上拍着胸脯对大家说:“凡是中国人,三代以前都是家民。我就是农民,我娶的媳妇不仅是农民的女儿,而且自己也在家务农。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几个平时瞧不起“小毛头”,说他们是“考试入学的幸运儿”的“老生姜”被学校点了名。据说,会后他们都向学校上交了永远不做“现代陈世美”的保证书。

学校的练琴房也是他经常想起的一个地方。琴房就在操场边上的一排平房里,学音乐专业的学生每天早晚在那里练歌、弹琴、跳舞。有时候,声音很吵杂,宿舍的人都捂着耳朵,大骂猪叫狼嚎;有时候声音却很美,轻飘飘、荡悠悠的,同学们便从中分享着一种愉悦。

一次,当瞿南从练琴房经过时,他听到里边传出的一首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瞿南顿时想起了内蒙古草原,想起了吕红。他走到操场边,在爬满青藤的墙壁上摘下一只带着露水的牵牛花。花是浅兰色的,花茎处嵌着淡淡的粉白。他把这只牵牛花夹到了自己新买的一本英语词典中。

很快,同学们就各奔东西了。瞿南到一个中学教了一年多的书,便被调到渭水市委办公室工作了。市委办公室分两块,一块在主楼,几个为市委领导服务的处室在这幢楼上;另一块在大院的后边,紧临大院的花房,由两幢相对独立,又以水泥回廊相连的二层小楼组成。楼外墙角外长着几丛茂盛的竹子,这里显得相当的幽静。

市委大院的人都知道,进出这两幢大楼的人员不仅工作内容不同,就是连说话办事,甚至走路的风格都不同。主楼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的秘书,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替领导办事,为领导跑腿,经常能与领导一同进,一道出。因此,他们总是那么步履匆匆、神情凝重,说起话来既显得神秘,又显得格外谦和,但谦和背后却透着一种矜持。除了自己认定的知己外,他们很少对人说真话,说实话,说长话。平日里,不要说是局外人,就是同一大院的人,他们也很难站下来和你说一段完整的话。

在后一幢楼办公室的大部分是文字处室的人员,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爬格子。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闲散、无奈,可实际上脑子却在不停地转,搜肠刮肚、点灯熬油,通宵码砌文字是经常的事。这批人活得是心累,自诩为“文字机器”。 偶尔,会有人当着他们的面说:“你们是领导的智囊”。这时,只要你注意观察,哪一个是“老枪”,哪一个是“白板”就一目了然。

“老枪”并不代表其年龄大,而是玩笔杆子时间长、码的文字多,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出手快、悟性高,进得去、出得来。”领导用笔杆子也像用其他干部一样,使惯了、用顺手了,自然就用得多。俗话说,熟能生巧。码文字也是一个道理,时间长了其中的套路也就驾轻就熟,无师自通了。

虽说,能经常为领导捉笔操刀是笔杆子的所求,也是笔杆子的荣耀。但是“老枪”自有“老枪”的功夫,虽然入了文字道,但依然留了一颗平常心,自然能够悟出官场中的奥妙,掂出自身的半斤八两,更何况这其中不乏有聪明绝顶的人,深得“守雌收敛”之法,当听到别人称赞时,大多只是无动于衷地笑笑,而“白板”不是初入文字道的新手,就是自视甚高,常怀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屡屡不得志的人。他们一旦听到有人称赞自己,便以为遇到了知音,浑身的血立刻就沸腾了起来。

“白板”这帮子人又分两种。一种是冷板凳坐了十多年,从校门进了机关门,书倒是读了不少,文章也发表过几篇,其中还有人能把上百条警句、名言背个滚瓜烂熟,而一旦把弄起文字,不是“下笔万言、离题万里”,就是“诘曲聱牙、晦涩难懂”。还有一种满脑子装着创新意识,新词、新语、新观点,一出手就追求“新语境”,岂不知这却恰恰犯了文章大忌。虽然,为领导拉条子、写讲话要有新意,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则是另一码事。在大的提法、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在表态上,那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只言片语偏离套路的话的。

为领导起草文稿的要诀就是大报告套小报告。这样,遣词造句必须有出处、有依据,上级文件没有出现的提法千万不能讲。这么一来创新就难了。这时,“老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上级意思一点也没走样,但句式变了。上级用的是简单句,他们就将其变成排比句;上级没有用定语修饰,他们就多用几个形容词润润色。这样听起来既有新意,又四平八稳, 绝对出不了问题。这其中的道理,“白板”虽然身处其中,但却是多少年都悟不出来的。

瞿南初来时也被人称为“白板”,可他自小闲书没少读,悟性也算可以,几次上手写出的稿子,便过五关斩六将被送到了主任手里。主任说这稿子写得可以,可尽管这样,瞿南仍然深感郁闷。因为,稿子到主任手里要经过好几个人的手。每过一次手,不管是改得对还是不对,总有人喜欢把稿子改动一下,以显示自己的能耐。最后,主任也搞不清楚这稿子到底是咋弄出来的,而办公室又最忌讳谈论此事了,写稿子出力还是不出力也就是一笔糊涂帐了。当然,日子久了,真正能摆弄文字的人还是能显露出来的,但毕竟这是个苦差事,没有多少人愿意一辈子把自己往里套,只是身不由已罢了。

一天傍晚,瞿南闲着没事,从大院的集体宿舍溜出来,沿着市委东边向街里走去。虽说上午下了点雨,可天气依然少风闷热。穿过一条宽敞街道,他拐进了一条巷子,巷子的两边摆着不少西瓜摊。俗话说:“沙瓤西瓜,离核桃”。这沙瓤西瓜主要产在渭河边的沙土地里,常见的是红瓤黑瓜子,也有一种叫“三白瓜”,白皮、白瓤、白瓜子,属于西瓜中的极品。 这种瓜不容易伺候,产量不高,但吃起来却最为上口,要是再碰上一个沙瓤的,那可就真算有口福了。

瞿南转了几个瓜摊,想挑一个“三白”沙瓤瓜。就在他低下头,伸出手把一只西瓜从架子车上往下抱时,卖瓜的老汉突然惊慌起来。他一边把放在车挡板上的钱袋子往怀里塞,一边连声对瞿南说:“走了,不卖了,不卖了。”说完,他拉起架子车就跑。

瞿南正要问个究竟,一抬头,就见整个街道乱成一片,有慌慌张张往车上搬西瓜的,有把称杆朝车底下藏的,还有一个中年汉子死活抓着一个想顺手牵羊、偷他西瓜的青年人不放。卖瓜的人先是乱哄哄朝一个方向跑,突然又折了回来,原来巷子的另一边也开来了一辆卡车,从卡车上又跳下十多个戴着大盖帽的人向瓜摊冲了过来。瞿南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市管会”的。那时,还没有“城管队”,这大概就是当下的“城管队”吧。

这些人有的往卡车上搬西瓜,有的从瓜农的手里夺秤杆,熟练地往脚底下一放,然后用力一踩,称杆就变成了几截。瞿南本想说几句,可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他转身向巷口走去。刚到巷口,他就见两个市管会的人正推搡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手里拿着一杆秤,一边躲闪着,一边和他们争吵着。这时,又跑来一个市管会的人,他对那两名市管会的人吼叫了两声,显然是不满意他们不得力的表现。经他这么一吼,那两个人冲上去就夺那女人手中的秤。那女人转身想跑,那俩人用力一拉,她的上服被撕破了。

那女人被激怒了,她向他们挥动着秤杆,喊叫着。这时,又冲上来两名市管会的人,四名男子一起扑向那女人,其中一个人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就往卡车上拉。周边看热闹的人开始指责他们了。

“你们几个男人打一个女人,不讲理呀!”瞿南也冲着那几个人吼了一声。“我们是执行公务,她暴力抗法,活该。”一个市管会的人不屑一顾地撇着嘴对他说。“一个弱女子还暴力抗法,真好意思出口。”瞿南又抛出了一句话。

这时,一个市管会的人冲上来,一把抓住瞿南的领子说道:“我看你和这女的是一伙的,欠揍呀!”瞿南虽然被惹怒了,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这当儿他动不得手,一旦动手,他再有理都会变得没理,说不定还会被这些人暴打一顿。他朝后退了一步,对着围观的人群说:“大家可证明,他想打人,我可是纹丝没动。”“就是的,这冲上来就打人,也太霸道了。”围观的群众显然替瞿南说话。这个市管会的人刚想说什么,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走过,拉了那人一把说:“算了,你别和他哆嗦了,你没看他长得像个白面书生,文绉绉的,和他费口舌能缠得清呵。”

紧接着,传来了几声哨子声,市管会的两辆卡车一阵风似地开走了。小巷子又恢复了平静,卖瓜的人开始整理各自的瓜摊。瞿南没了买瓜吃的胃口,转身要走。这时,他感觉到刚才那个敢和市管会的人理论的女人站在那盯着他看。当两人目光相遇时,瞿南不觉一愣,他们几乎同时叫了起来:“瞿南”,“张翠”。

张翠的皮肤显然黑多了,粗粗的辫子已经剪去,但看上去比在学校时精神了,有了一种女人的韵道。张翠见瞿南打量着自己,不觉脸上有了几丝不易察觉的羞涩。她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别针,把刚才城管队员撕破的衣襟别了一下,对他说:“真要感谢这帮人,要么我哪能碰上你。”

瞿南叹了一口气说:“这帮子人,顶个大盖檐帽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卖些西瓜容易吗,白天风吹日晒,夜里蚊叮虫咬,不就想挣个油盐钱,回家时给娃买个本子铅笔吗。走人就走人,非得那么狠,都说人心是肉长的,我看这伙人就不是。”

“可不是,光从咱县到这就得上百公里的路,一路上辛苦不说,还得花钱买路。要是遇到阴天下雨,眼看着瓜一个个的烂,心就像拿锥子戳一样,可眼睁睁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哎,不说这些了。”张翠边招呼一个卖瓜的妇女替她照看瓜摊,边对瞿南说:“天都快黑了,我估计你也没吃饭,我们找个地方吃点饭吧。”瞿南嘴里吭哧了两声,也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不同意。张翠扑哧地笑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你怕啥,是不是晚上有人等你了。”

“这倒不是,不过…”,瞿南嘴里支吾着朝张翠瞅了几眼。“你这读了大学的人,性子还是那么蔫,一点都没变。我哪能穿着撕破的衣服和你一道走。你不怕别人说闲话,我还怕呢。”

说罢,她麻利地拎起放在树底下的一个包,一转身躲到树后,换上一件衣服又立马转了出来。俩人到沿街走了几步,瞿南看到一个面馆,就说:“这就挺好,你知道我离不开面,进去吃碗。”“哪怎么行呢,今天你听我的,我们去个亮堂地方,炒几菜。你当干部的,就让我请一次。”瞿南想了想说:“那也好,不过先男后女。今晚我来,下次你请我。”

点过菜,瞿南见张翠嘴张了几次,又欲言又止,估计他有事要说,便半开玩笑地说:“你看刚才还说我性子蔫,娃都喊我叔了,想说啥还有不好意思的。”张翠笑了一下说:“就是这娃的事,他爸这几年跑到外地一家工厂干活去了。娃在家没人照管,我想把他接到城里上学年龄了,可跑了好几家学校,嘴皮子都磨破了,不顶用,人家不收。本来我不想给你添事,可市里就识你一个当干部的,真是有点张不开嘴。”瞿南想了想说:“娃上学的事不能耽误,我想想办法。”

张翠好像找到了救星,兴奋得差一点掉下眼泪。吃过饭,路灯已经通明,俩人又聊了一阵。走时,张翠要送她,瞿南不让,他从市委的后门回到了宿舍。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瞿南觉得这人世间的事真是琢磨不透。如果张翠的嫂子当年不把孩子掉进渭河,她也就不会换亲,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也许这会儿也从哪个大学毕业了。想到这,他突然想到了黄祥,想到了黄祥对张翠当年退学之事的忿忿不平。刚才,他们也谈到了黄祥,可谁也不知道黄祥这会儿在哪,活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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