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红军是在陕西庾家河跟国民党军打了一场恶仗之后,又一路向西的,大大小小又打了不知多少仗,红军指战员又死伤了不知多少哩!可是就日了怪了,就斜了门儿了,就捣了蛋了,魏长庚场场仗都参加着,后来又打到甘肃,又打到陕北,每一场战斗,那子弹就跟长了眼窝一般儿,有时候子弹嗖嗖地从他骶脑顶,从他耳朵边,从他肩膀头,最要命的,还有从他的裤裆里,就那么嗖嗖嗖地窜过去了,就那么噌噌噌地钻过去了,却不沾他的身子,你说奇不奇,你说巧不巧,你说捣不捣?

那年的几月呀?魏长庚也记不大清了,红军就到了陕北了,从来都是住草房住瓦房的魏长庚,就跟着红军住了土窑洞了。在陕北,一开始日子可难过了哩,敌人封锁,没有粮饭,肚子饥呀,没有棉布棉花,冬天穿不上棉衣裳,冷哩,没有药,战士伤了病了没啥儿医治,连坡上的草药都刨空了哩。到后来呀,到后来延安首长就号召大家搞大生产运动,就搞丰衣足食,就设法儿打破敌人的封锁。魏石寨干得可欢实了,他把给地主老财扛长活做庄稼的一身本事都使在大生产里了,他要凭借自己个的本事,凭借自己个的能力为红军多做一些事情,就苦干加巧干,就起五更打黄昏地干,就没黑没明地干,一天能开好几亩荒地哩,一亩地能打好几百斤粮食哩!不到一年光景,他就挣来了一个劳动模范,就受到了延安首长的接见了。后来,他还跟延安首长握了手呢。就在魏石寨跟延安首长握手那当儿,就生发了天大地大的事儿哩,后来就被延安首长点名要到了身边,脱离了红二十五军,就给大首长背起了电台。那是首长跟他握手时,看他黑黑高高壮壮,如一根电线杆儿,憨憨实实立在那里,就问他,小鬼,哪里人呀?他没有想到首长会跟他说话,更没想到首长会问他哪儿人,当时他就慌了神儿了,脑子里就嗡的一下成了一展展的空白了,就不知道说啥儿了。他愣了一忽儿,就回过神来,嘴边就有了词儿了,就结结磕磕说,报……报告首长,我是……河南人。首长又问,你叫个啥名字?他说我叫……我叫啥儿?这话一出口,就逗得战士们一片哈哈大笑,也逗得首长一个一个抿着嘴儿笑呢。笑声一落地,他就一猛想起来了,想起来他的名儿了,就唰地一个敬礼,说,报告,我叫魏长庚。首长听了煞有介事说,魏长庚……魏长庚,倒不如叫个魏启明好,东启明,西长庚,要当东方的启明星,可不要做西边的啥子长庚星嘛。说罢,首长就跟下一个劳动模范握手。也许,延安首长就是随口说说,可是魏长庚当时就愣怔了好一会儿,就觉着首长说的有道理,启明星代表光明,而长庚星则代表着黑暗。下来之后,他就请示了首长,决定把自己个的名儿改过来,叫魏启明。就从那当儿起,魏长庚就成魏启明了,他的心里也就时时刻刻装着一颗明亮的星星一片光明着,他的梦里也不知多少回点亮了一颗又一颗明晃晃的星子了哩。

凡事都有个机缘巧合,魏启明给这叫缘分,也叫时运。自从接受了延安首长的接见以后,他就时运大转。就在首长接见了魏启明没几日,首长们又见面儿了,就说你们部队那个河南的小鬼很精干嘛。一个首长说,是的,他是个山里的穷苦娃,在老家被地主老财土匪刀客逼得没法活了,我们部队北上正好经过他们老家,他就参加红军了,参加红军第二次战斗,他就负了伤。延安首长问咋样,伤到哪了?另一个首长说伤到背了,没啥儿大问题。延安首长就哦哦点着头,就说没啥问题就好。魏启明的首长眼见延安首长对这个小战士印象这么深刻,就说,如果您觉着这个小鬼不错,就把他调到您身边来吧。延安首长说,那咋行,这不是挖人墙角,夺人所爱么?一个首长说,只要您觉得行,那我就忍疼割爱了!延安首长呵呵笑着,一言为定?这个首长说,一言为定。就这么简单,魏启明就到了延安首长的身边干起了背电台的工作。

在延安首长身边工作了大概不到两年,魏启明就出事儿了,就被送到后方医院了。那是一个料峭的春寒时节,国民党多路大军合围延安,来势汹汹,大有一口把红军吃掉的架势。当时红军只有不到四万人,而合围上来的国民党军就有好几十万哩。延安首长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做出了撤出延安城的大胆决策,结果国民党军就扑了个空。在撤离延安的时候,敌人时不时就会有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还冷不腾往下撂几个炸弹,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魏启明随部队撤离。部队在冰凉刺刺的冷风里急急地行走着。走在一处四面都是黄土岭黄土壕的地界儿上,这个地场没有一棵树木,就连干枯的蒿草都很难见到,四下都是一览无余的黄土塬坡,冷不腾,天上就黑老鸭样飞过来一群铁鸟,那些黑压压的铁鸟狼嚎鬼叫着,从不远处的空里横窜过来,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指挥员急喊快隐蔽,快卧倒!然,四下没遮没拦,往哪隐蔽?就只能就地卧倒。魏启明一看情势危机,说时慢,那时快,就见横空里像扔红薯掷萝卜样,呼呼啦啦就落下一片炮弹。魏启明赶紧卧倒,但是这当儿他猛然想起脊背上背着的电台,他没有马上卧倒,而是急急地把电台从背上取下,抱在前怀,正要卧倒的一瞬儿,一颗炮弹就在他不远的地场爆炸了,巨大的响声掀起一股黄土直冲过来,他本能地把电台搁在脚地上,用身子护着电台。黄啦啦烟尘尘的灰土卷着刺鼻的硝烟,把他震得险些滚在地下,紧接着是大大小小的土块儿砸在他的骶脑上、身上,他当时就没了知觉。当他醒过来睁开眼的当儿,他觉得他睡在一副担架上。他要起身,就被抬担架的战士制止了,说别乱动,你的腿上挂彩了,看样儿不轻呢,好好躺着,等到了后方医院,再给你好好检查检查,也不知伤到骨头没有。抬担架的士兵气喘吁吁地说着。魏启明问,电台咋样,炸着没有?回说,我们也不知晓哩,救人要紧,哪有空儿去问那些。魏启明就不再问了,就张看着顶了天的两个担架兵那不停晃动的身子,耳畔就响着呼哧呼哧拉风箱样的声响了。天是一抹儿的蓝哩,云是赛了棉花样地白着,偶尔有几只或一群不知名儿的鸟儿从他的眼前飞过,还能听见鸟儿翅膀扇动空气的沙沙声。担架兵的下巴上挂了一颗或几颗明晃晃的水珠儿,悠悠地晃动着,那水珠儿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饱满,直至饱满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倏的一下坠落下来,砸在魏启明的额颅盖儿上,脸面上,热呼呼的,有一滴落在他的嘴边,流进他的嘴里,咸咸的,苦苦的,涩涩的。

魏启明的心里泛上一股汗腥的苦涩味道。他很想从担架上滚下来,就为了自己个,看把这俩担架兵挣成啥样了,汗水如瓢泼样,哗哗地流着,气喘得跟风箱里塞了棉套子样,呼呼哧哧的哩。

魏启明觉着在担架上像过了几年或者是几十年那样长的光景,过了如一根没头没尾的绳儿样长的时光,他才被抬到后方医院。然,后方医院的伤员堆得就跟小山样一个挨一个,就跟码麦捆谷个儿样一捆挤着一捆。抬担架的士兵把他搁在一处空隙地儿上,急急慌慌就跑过去寻医生找大夫。过了一阵儿,那个担架兵就哭丧着脸回来了,还说,这个鬼大夫真的一点情面都不讲。另一个担架兵问,咋啦,脸吊得跟驴脸一样?那个兵就说,我说我们抬过来的伤兵是给延安首长背电台的,能不能先给检查一下?你猜那个医生咋说?咋说?那个一直守在魏启明身边的担架兵问。他说,这里没有延安首长,只有伤病员,他们在我这里都是平等的,谁的伤情严重,谁就优先。说完了又问,他的伤很严重吗?担架兵说,我……我也不清楚。医生又问,有没有昏迷?担架兵说,那倒还没有。医生说,没有就先等一等,这里还有几个重伤员都没来得及医治呢。一个担架兵就问魏启明咋样,能不能坚持?魏启明说,没事儿,能,能坚持!谢谢小兄弟了,先紧重伤员,我的伤应该不重,就觉着大腿一阵儿一阵儿剜心疼哩,其它倒还没觉着啥。

从日头平南,一直等到日头偏西,魏启明才被抬进那个临时搭建的手术棚里,医生在打开他那只简单做了止血处理和包扎的左腿时,看到的是一片血肉模糊……

魏启明在后方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前前后后转移了十几处地场,一个地场多则一个月,少则十几天,他是被抬着被背着挪来挪去四处奔走的,是在极其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中度过这三个月的。才负伤那会儿,黄土高原上还是一片光秃秃的黄着,三个月过去了,满坡满沟都变成了一色儿的绿了,一老满地的花花草草都在疯长着,地里的庄稼也都疯长着。就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满世界的形势就如这季节样,都在发生着地覆天翻的变化哩——解放军如那春里蓬勃着的风,雨后疯长着的笋,似那生发于长江黄河上的浪,正劲着旺着惊涛骇浪般涌着;国民党军则犹如那天空残留的云,冬天未消的雪,似那腐烂朽蚀的木头,就在那风里浪里逝了,消了,摧枯拉朽般倒了。听着病友们一个一个带过来的好消息,看着医生护士都紧张忙碌且满怀希望地工作着,魏启明心里满是渴望,满是欣喜,满是焦急。他要快些好起来,快些回到部队。然,当他等到了回部队的那一天,他的希望却一下儿变成了失望,就像一个兴冲冲要去完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壮举的战士,在马上就要将这个壮举变成现实的当儿,却突然被领导叫停了,又被赋予了他从未想过也很不情愿去完成的新任务,而与这个伟大神圣的壮举只能擦肩而过。他没有马上被批准回到原来的部队,准确说,就是没有回到首长身边,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腿部受了重伤,不能再背电台了。背电台是要靠两条腿跑路的,而他的腿已经不适合长时间步行。他被临时安排到一个后方被服厂作仓库保管,每日里就是进进出出,收收发发,一天到晚净跟棉花棉布单衣棉衣打交道了,尽管在被安排到被服厂之前,他已经是一个二等功臣,怀里揣着红堂堂的纪念证书,胸前挂着明光闪闪的纪念章,然则他的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和激动,竟如一潭死水样,平平静静,波澜不惊,甚或有些沉闷,有些郁郁不乐。他很怀念那段跟随延安首长的光景,虽说跟着领导不自由,也很忙碌,然生活却是那么的充实和有意义。延安首长身上那种艰苦朴素,那种坚韧不拔,那种睿智,那种勇往直前,都在他心中留存下深深的印记。他记忆最深的,就是作为一位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却跟普通士兵一样,为大生产运动做着贡献,在延安的大路小路上拾粪,然后上交。天底下哪有这号领导?真格是天上没有地下缺哩。

才到被服厂工作起初的那段日子,他的工作热情一直高不起来,心里老是想着在延安首长身边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的情绪变化都被厂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一日,厂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就问他,小魏呀,这段时间工作咋样?魏启明说还能中。厂长说能中是个甚意思?厂长是山西人,总把什么说成甚。魏启明说能中就是能中,也没有甚意思。厂长说你这个小鬼,怎的还学起我说话来着?魏启明说,河南跟山西只隔一条黄河,兴你说甚,就不兴我说甚?厂长笑了,说好你个魏启明,嘴边还怪有话说的嘛,怪不得在首长身边吃得开,原来有两把刷子的嘛。哎——厂长一猛儿转了话题,问,听说你原先不叫魏启明,叫个啥?魏启明说叫魏长庚。厂长一仰脸说,哦哦,对对对,叫魏长庚,听说你如今这个名儿还是首长给取的?魏启明说,就算是吧。厂长把一双惊惊的眼咔嚓一下砸在他脸上,就问,咋说哩,咋说哩,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甚叫个就算是吧?魏启明说,首长就那么随嘴儿一说,也没有一定要我改名儿,是我觉着魏启明好听,就改了。厂长说,能叫首长总起名儿那可不是谁都能碰上的,算你小子运气好。我看你这段时间情绪不高么,是不是嫌被服厂门楼太低,是不是嫌仓库保管员工作没劲儿?魏启明默着不言传,只拿眼垂在脚地上看脚。厂长就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都在为建立新中国做贡献……厂长说了有裤带恁长一圪节儿话,说的都是革命的大道理,魏启明却听着听着就走了神儿,他不是没有听进去厂长的话,而是厂长的话让他想起了延安首长,想起了延安首长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队伍,从来不讲啥子官职大小,地位高低,我们都是革命者,都是平等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厂长说完了他那裤带一般长的话,却看见魏启明愣怔在那里没有反应,就有些气恼,就高声大气喊道,魏启明,我在跟你说话哩,你在想甚?心不在焉!魏启明似从梦里醒过来样猛地抖擞起精神说,厂长,我在想延安领导经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咋跟你说的一样一样哩,虽说不是一个字儿不差,那意思真真是一模样儿么。厂长脸上飞翔着激动的云彩,追着问,延安首长说甚来着?魏启明就把延安首长的那段话重新说一遍。厂长听了禁不住咧着大嘴呵呵笑,笑过了就说,人家站得高看得远,我哪能跟他们比。自那次跟厂长对话后,一直以来堵在魏启明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就消散得没影没踪了,他的心里就铺满了明晃晃亮闪闪的阳光了,工作起来也轻松愉悦了,他要当好这个仓库保管员,为前线战场上的战士们都能穿得好好的暖暖的,尽着自己个的一份力气呢。

先是打小日本,后是打老蒋,一眨眼十年八年就过去了,全国也解放了,没有地主恶霸,也没有了土匪刀客,农民分到了土地,可以安居乐业了,可以好好过日月了,此时已经是解放军某被服厂厂长的魏启明一猛儿就想起了瓦罐村,就想起了瓦罐村的大,妈,想起他的媳妇小翠和小翠肚子里的娃儿,就五次三番地向领导请示要复员回乡。领导再三劝留,终也留不住他,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就同意他复员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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